1908年8月，广州第一家自来水厂——增埗水厂举行了隆重的开水典礼，当月便有600多户人家报装，多为西关有钱人家。数十银圆（折合人民币两三千元）及每月最低也要两个银圆的水费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喝“头啖汤”的热情，到1908年底，广州的自来水用户便已高达上万家。增埗水厂后来改名为西村水厂，至今已走过百多年岁月。 

　　瘟疫、火灾两大灾害催生广州首家自来水厂 

　　上海是中国最早开办自来水厂的城市。1880年，上海租界内的几家洋行合作成立自来水公司，3年后水厂开始供水。上海民众向来乐于接受新事物，自来水公司开业后，门口大排长龙，很多人都想装上自来水，甚至还需要“走后门”，参与合作的几个洋商因此获利不菲。 

　　见自来水的生意这么好，一批具有远见的上海本地商人决定南下广州开拓市场。他们的想法恰巧与当时官府的诉求不谋而合。当时有两大灾情令地方大员愁眉不展：一是瘟疫，二是火灾。由于公共卫生条件差，当时的广州城几乎是“一年一小疫，三年一大疫”。1904年，广州城内鼠疫、霍乱同时流行，丧生者数以万计，惨不忍睹。而水源不洁是瘟疫肆虐的重要诱因。此外，广州城内街巷逼仄，火灾事故频发，尽管地方官也会倾力施救，但等衙役从井里打水赶来灭火时，往往已造成损失惨重，因此当时的方法是把起火的房子拆掉。听了上海商人的热情宣讲后，地方大员经过权衡，认为在广州推广自来水，一来可以减少不洁水源对百姓健康的危害，二来可以大大提高消防效率，实属一举两得。因此，官府很快作出决策，采用官商合办模式，开建自来水厂。 

　　1904年，时任两广总督岑春煊向光绪皇帝上奏折，奏折中写道：“自来水一事，实于为生救火功用甚大，粤省商民辐辏需水者多，酌量取资，以充工本，约计支销之外，赢算可操。既获溢利以归公，尤足便民而弥患，实于上下两有裨益。”他提议，官府和沪商各出资60万两白银，五五对开，共同建设自来水厂。光绪皇帝在奏折上朱批“知道”字样，广州的自来水事业就此拉开序幕。 

　　选址增埗动工建厂，设备均从国外进口 

　　1905年，官府和沪商的出资陆续到位。同年10月，“广东省河自来水公司”宣告成立。1906年，公司在长堤一带购买办公大楼（即后来的新亚酒店所在地），挂牌办公。 

　　建自来水厂，选址是重中之重。按说，白云山是最佳的水源地——千百年来，发源于白云山的甘溪哺育了一城百姓。然而，一来，白云山顶的水源有限，若供一城百姓饮用，还是远远不够；二来，白云山附近有很多坟地，铺管道、通水路，不仅面临很多掣肘，而且也容易影响水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勘测，工程师把目光投向了增埗河。增埗河是北江支流，水量充足且水质也有保证。经过几番评估，大家公认增埗河水质最好，可以作为采水点。于是，公司在西场沿河一带征了70多亩地（合计4.6万平方米），开建增埗水厂（即今日的西村水厂）。 

　　厂址确定后，在采购设备方面，按照规划，厂内要兴建蓄水池2个，高架沉淀池1个，慢速砂滤池6个，抽水低压机房设置煤气炉4座、离心泵4台；输水高压机房设置欧式火管蒸炉5座，双筒机4台；涡轮机房之间，要建1座容积近万立方米的地下清水池。这些机器设备，分别从德国、美国购入，由广州协和机器厂负责安装。 

　　据粤海关1906年发布的报告，当时广州自来水厂水塔高达33米，出厂输水总管长达4.5千米，直径0.6米；3条支管长度在2千米到6千米之间，一条通向西关的逢源街、宝源街、十三行和太平南路地区；一条通向南关西华路、大新路、高第街和永汉南路地区；一条则通往惠爱西路至永汉北一带的旧城中心区。这些地段都是富人聚集之处，很多人家都具备消费自来水这一新兴“奢侈品”的能力。户外水管的施工安装由香港广联生承装店代装，户内水管则由广州广惠生承接店代装，公司还从上海自来水公司雇了十余名技工来穗，负责技术指导。 

　　西关富户争相尝鲜，用水户不断增加 

　　1908年8月，增埗水厂举行了隆重的开水典礼。粤海关1909年发布的报告称：“由督宪行开水礼，是月食水用户六百多，西关居多。”报装自来水的用户要支付数十银圆（折合人民币两三千元）的管线费，每个月还要支付最低两个银圆的水费。要知道，当时一个银圆能买三十四斤大米。因此，凡是装得起自来水的都是较富有的人家。不过，自来水这一“奢侈品”的市场需求还真不容小觑，到1908年底，广州自来水用户已近万户。1909年，增埗水厂正式向市区输水营业，初时供水范围只有广州市西关、南关和禺山市3个繁华富庶的城区，总供水能力为1350吨/小时。全面供水后，时任两广总督袁树勋给朝廷上奏汇报自来水厂开办进展。他在奏折中写道：“各户报装食水者，一洗从前藏纳污垢之苦，更免传染疾疫之虞，并由公司组织模仿消防队，闻警驰救，灵捷逾于常时，绅民称便，此开办自来水之成绩也。”他接着又向朝廷汇报了财务状况：增埗水厂工程多花了6.4万两白银，官商照章分摊，各出一半，“务期官商两得其平，载入合同，群议允协”。 

　　不过，随着西关、南关和惠爱大街的富户资源慢慢耗尽，广东省河自来水公司的股东发现普通的广州民众较少愿意为了新鲜和面子而超前消费。 

　　普通民众不愿高价消费自来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广州的水资源非常丰富。珠江就在城门前，沿岸居民大多习惯于“就地取水”，街巷之中遍布水井，几步之遥就能取用，如果愿意多花几个铜板，就能从走街串巷的小贩处买到一担山泉水，就算每日饮用，花费也远低于自来水。此外，当时的自来水中偶尔会出现铁锈，有些富裕人家虽有经济能力承担，但因心存疑虑而放弃使用。 

　　1910年，广州自来水用户增加到1.6万户，此后的增长势头趋缓。尽管广东省河自来水公司的股东天天为利润忧心，但自来水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变化显而易见。消防自然不必说，使用水喉的效率远高于从井中一桶桶打水。在饮水安全方面，井水与河水虽可就地取材，但卫生条件远不及自来水。即便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根据广州市政府的一次调查，全市共有500多口水井，其中被定为“不洁”的水井占比超过三成。市卫生局更是直指“各处铺户之井多数逼近街渠，而且未经消毒，井水均多积浊”，为此，市卫生局还制备了杀菌液，发放给市民，要求其按政府指导投入水缸，用于消毒防疫。但这样的杀菌液放少了没什么用，放多了则又是“健康杀手”，其防疫杀菌的效果显然无法与经过层层过滤的自来水相比。因此，一旦传染病流行，未通自来水的河南地区的死亡人数往往高于市区其他地方。这样一比较，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意识到，在饮用水上多投入一些费用是值得的。 

　　扩建水厂提高产能，公共水喉惠及平民 

　　清朝灭亡后，增埗水厂的发展也经历了几番波折。其间，水厂技术人员严重流失，股东只是因为投了本钱，才勉强维系合作。1915年，本土银业界和南洋胶业华商将官方持有的股本全部购入，增埗水厂由官商 

　　合办改为完全的商办企业。从1921年起，除了向城区用户供水外，水厂还承担一些社会公共责任，比如供给消防队用水、洒水车用水、各公园用水及公共厕所用水等。尽管如此，水厂状况并未有明显起色，股票价格也从十几元掉到了两三元。股东未能获利，管理上自然也开始松懈，于是机器失修、水管漏水、用户家里频频停水等问题日渐增多，市民对此叫苦不迭。 

　　1926年，广州官方着手处理这些问题，一方面，要解决频频停水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兼顾股东利益，着手化解自来水厂的亏损问题。当年11月，市长孙科宣布成立“整理自来水委员会”，整顿广州自来水行业。经过一番博弈后，官方于1929年接管了水厂。接管后，官方首先核算偿还了商办时期自来水股东的本息，接着就开始动工扩建增埗水厂，安装了第二套快滤式供水系统，日生产能力为45000吨。1937年，官方又投资扩建水厂，安装第三套给水系统，设计日供水能力约9万吨。遗憾的是，此次扩建工程还没完工，抗日战争便全面爆发了，日军开始无休止地轰炸广州，扩建工程被迫暂停。 

　　增埗水厂扩建后，广州城频频出现的水荒问题得以解决。在保障市民用水的同时，官方还推行了一项惠民举措——在全市安装数十处公共水喉。彼时，城里仍然还有很多人家用不起自来水，官方就决定“贫瘠之区，应多设公共水喉，以便平民”。 

　　根据相关统计数字，1936年，广州自来水厂共有4万多用户。在水厂由商办改为官办后，迎来了一次用户增长的小高峰。 

　　历史建筑留记忆，百年水厂展风韵 

　　广州自来水厂的发展历史无疑是充满波折的。增埗水厂的第三次扩建工程还未完工，日军的飞机就呼啸而至。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于日军之手，城市供水完全瘫痪。从1939年初起，广州自来水逐步恢复供水，但由于产量不足，只能实行分区定时供水。直至1944年，全市用户才恢复至1.9万户。抗日战争后期，日军将增埗水厂未完工的第三套给水设备、输水管都拆下来，运往台湾。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资金短缺、设备残旧，供水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城市水荒问题日益严重。 

　　新中国成立后，广州市政府进一步扩建增埗水厂，并于1959年将其改称西村水厂。随后，白鹤洞、员村、河南、新塘等新水厂如同雨后春笋般相继建成投产，为广州城市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如今，西村水厂拥有4套净水工艺系统。其中，二号净水系统采用的脉冲澄清池、普通快滤池生产工艺至今已有50多年历史，是广州市现存最古老的净水生产工艺。西村水厂供水范围涵盖越秀区、荔湾区等中心城区，日供水总量占广州市中心城区供水总量的20%左右。 

　　2005年，广州自来水公司对始建于1930年的原增埗水厂内燃机房进行重新修葺，将其打造成华南地区唯一一家与自来水相关的展示馆。这座砖木结构的老建筑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完好保留着当年的建筑风韵。馆内展示总面积近1000平方米，陈列着300多件广州自来水发展史上的珍贵实物和图片，诉说着这家百年水厂的悠悠往事。2022年，增埗水厂旧址被列入广州市第一批水务遗产名录。

　　来源：《广州工业历史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