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三位怀揣着振兴民族工业梦想的归国学子——黄藻裳、黄準（准）、邝国珍，开启了创业的征途。他们曾远赴重洋，在美国攻读药物化学；学成之后，他们又带着满腔热血，毅然回到祖国。在美洲华侨的大力支持下，他们筹资近60万元，在广州创办了一家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制药企业——安亚制药厂。 

　　安亚制药厂：烽烟乱世中的民族之光 

　　兴办药厂，选址至关重要。黄藻裳、黄準、邝国珍三人深知这一点，他们四处寻觅，最终将目光投向了离博济医院不远的一德西路458号。这里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便利，是药厂办公和门市营业的理想之地。 

　　不久，一座巍峨壮观的新哥特式洋楼拔地而起。洋楼高六层，总面积2000多平方米，其“摩登”的外观在周围建筑中显得有些“鹤立鸡群”。外立面和六角亭等建筑构件搭配相得益彰，简洁大方中透露出一种自信、奋进的气度。一色笔直的竖线条将外立面精巧地分隔成一个个窄长而细小的区间，仿佛引领着人们的视线无限延伸，给人一种强烈的“升腾感”，彰显出安亚制药厂的实力与格局。 

　　有了坚实的“门面”，他们继续出招，精心布局：在河南石涌口购置厂房，将其打造成制药工场；在盘福路开设合群玻璃厂，生产投药瓶、安瓿等辅助材料；注册环球牌商标，计划生产化学试剂、香料、酊剂、片剂、注射针药等多元化产品；招兵买马，配备专业人员，充实团队力量。 

　　管理方面，安亚制药厂同样井然有序。药厂设立董事会，明确职责分工：黄藻裳担任经理，负责业务经营、人事调度、财务运用等事宜；黄準、邝国珍担任技术指导，总管生产部门，负责制药工作。原材料及成品的管理也安排得有条有理，实行专人专账管理。至于门店销售，他们推行商品存销制度，设专柜收款，挑选熟练的业务员在柜台内销售，其他勤杂人员则在柜台外服务，整个销售流程顺畅有序。 

　　通过这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操作，安亚制药厂迅速崛起，一跃成为当时广州地区在规模、资金、人才、技术、管理上均可圈可点的华资药厂，为民族工业发展注入了强劲活力。 

　　幸运的是，安亚制药厂开业之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当时，广州的进口药品来货锐减，市场出现巨大空白。安亚制药厂凭借优质的自制药品，迅速抢占了部分英国药品的市场份额。当年发行的安亚制药厂有限公司股票，就是这座华资药厂意气风发的最好见证。可惜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关税掌握在洋人手中，军阀割据，政府乏力，外国药品如潮水般涌来，民族制药业难以长期与之抗衡。此外，外国药厂在银行贷款、洋行赊账等方面更有优势，其推销手法也是五花八门。它们的代理商——各大洋行在所有通商口岸都有分支机构，对药品宣传舍得花重金，广告满天飞。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安亚制药厂的业务在短暂辉煌后便陷入举步维艰的困境。 

　　为了生存，安亚制药厂不得不转变经营方向：将门店改为代理推销怡默克和衣地亨两家德国名厂的化学原料药、化学试剂，以及经销派德和礼来两家美国药厂的产品。这些药厂设有专人到医院、私人诊所宣传推销药品，接到订货单后交由安亚配送。这种经销方式虽然比自己制药简单得多，也更容易赚钱，却使该厂逐渐偏离了发展民族制药工业的初衷。 

　　1938年秋，广州沦陷，安亚大楼被日商霸占，开设了永胜洋行。安亚仓库的货物大部分被劫掠一空，河南石涌口的厂房及设备也遭到严重破坏或被抢掠。更惨痛的是，一位营业员被日伪军诬陷后惨遭杀害，其他员工被迫纷纷逃离广州，企业完全陷于停产停顿。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安亚制药厂的掌舵人眼见药厂破坏严重，均无心复业重整。总经理黄藻裳辞职从政，出任广东省卫生厅第三科科长。总化学师黄準返回美国发展。唯有药师邝国珍和少数员工选择留下，依靠卖些劫余物资勉强维持残局。 

　　新中国成立后，安亚制药厂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造。它先是被转归轻工局管理，后来又细分到医药、化工、交运等部门管理。当时，原安亚大楼首层、夹层、二楼成为医药公司职工的办公及居住场所，三楼以上则居住着木材公司的职工。 

　　1956年，安亚大楼在公私合营时并入广州制漆厂。从此，这家由华侨投资的药厂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段记忆。 

　　虽然安亚制药厂的光辉历史已经落幕，但它曾为中国输送了实业报国的动力，传递了民族企业精神之火，它的故事将永远铭刻在药业史诗中，激励后人不断前行。 

　　广州新药业：风雨兼程的崛起之路 

　　广州新药业的发展如同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诗，充满了曲折与辉煌，见证了中华民族从屈辱到振兴的艰辛历程。 

　　182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传教医生Thomas Boswell Watson（托马斯·博斯韦尔·沃森）在广州开设了一家诊所和附属药房，命名为广东大药房。Watson粤语音译为屈臣，这家药房就是屈臣氏大药房的前身，也是广州最早成立的西药房之一。当时，药房一边从英国采办酊剂、片剂及原料，一边以西药为主自制花塔饼、风湿水、花柳水、咳糖浆等多种成药。这些药品因其携带方便、疗效显著而深受民众欢迎。 

　　然而，广州新药业的真正崛起，却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外国势力纷至沓来，先后在我国各地设立教会、开设医院。他们用狡猾手段，一方面派遣传教医生借治病之机赢得病人信任后进行宗教传播；另一方面大肆推销西药和西医以牟取巨额利润。西药（也称新药），因其多为特效药，对症下药，用法简便、见效快，逐渐受到患者青睐。外国势力在宣传上也下足了功夫，借助广州城乡水陆交通便捷的优势，他们在各种公共场所大量张贴西药广告，并派出大量推销员频繁活动。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西药得以大量抢占中国市场，对传统的中医中药构成严峻挑战。这一历史变迁，不仅反映了外国势力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也展现了西药在中国市场逐渐崛起的过程。 

　　在西药“攻城拔寨”之际，外资医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医院为民众提供了先进的医疗服务，客观上也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新式医学人才。此后，广州开业的西医院数量逐渐增加，西药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进一步促进了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面对外国资本的大举涌入，有志华人并未坐以待毙。6名博济医院的医生每人出资100元，委托广州旅美归侨罗开泰于188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华商西药房——泰安大药房，店址最初设在仁济路怡和街，后扩迁至十七甫，屋顶建有一座花塔作为商标。药房经销进口西药，同时自制花塔饼、癣药水、罗氏补血汁等成药，与洋人药房展开激烈竞争。随后，由华人开设、经销西药的药房相继涌现，包括1890年的广安西药房、1906年的必得胜药房、1912年的老威药房等。在华人药房中，以四邑籍（江门系）、东莞系尤为亮眼。四邑籍华侨得风气之先，最初开设的泰安、中兴、仁信、积臣、祥安、永华、活伦等药房中，80%都是四邑籍；东莞系则以仁寿、中英、中国药房为代表。至抗战胜利初期，四邑籍、东莞系的药房已发展到200多家，达到最高峰。 

　　新式医院、西药房的大量出现，导致市场竞争异常激烈。药商为扩大销路，不惜花费重金进行宣传。据陆顺天在《广州市制药业》中的记载：“早期的药商，多应时致富。较具规模后，不惜重资，扩大宣传，以巩固既得的销场。他们在报纸刊物上，长期大登广告，有时报纸的一整版仅仅登载一种新出的成药，标新立异，五花八门。他们登所谓‘病者’来函，‘医生’证明或‘病者’照片，借以证明其药效，用广招徕。通衢大道，码头车站，各种车船甚至三家村、土地庙、厕所墙角，都成为此辈的宣传场所，抬头侧目都是卖药广告。”那时市场竞争之激烈可见一斑。 

　　市场的巨大需求，也促进了制药企业的蓬勃兴起。一方面，黄宝善药厂、何济公等一批拥有市场竞争力的民族制药厂应运而生。这些药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艰难成长并逐渐崭露头角，为广州新药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推动了民族制药工业的进步。另一方面，梁培基、刘禄衡、唐拾义、弥翮云等西医师，既开业行医，又监制发冷丸、止咳丸、哮喘丸等一些丸类新成药，深受市场欢迎，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也发展成为专门生产成药的制药厂商。 

　　不过，广州新药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广州沦陷后，制药业完全被日本厂商垄断，我国中成药和西药遭受严重摧残。历史悠久的陈李济厂被焚，其他被劫掠和被占用者不计其数，只有少数药厂迁入后方勉强维持生产，其他无资本或无法内迁的厂家，只得变卖资产后进入日本药厂沦为工人。而伴随日本侵略军的刺刀，日本制药业不仅垄断了整个沦陷区市场，也渗透到抗战的大后方。 

　　抗战胜利后，破坏严重的广州制药业力图恢复元气。无奈由于制药成本高、美制药物充斥市场，本土药厂难以与之竞争。加之通货膨胀，工业资本朝不保夕。于是，许多药厂纷纷走上炒买炒卖的投机之路，但这种行为往往风险巨大。例如，当时号称肺病特效药的链霉素，一个疗程要分4期注射，每期注射20针，每针售价港币50元，一个疗程就要港币4000元。当时广州药商争相囤积这种药，有时每支卖至港币70元，后来外国货大批运抵，每支迅速跌至港币5元，不少药商因此破产。 

　　新中国成立后，广州新药业开启崭新篇章。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广州制药企业历经数次深化改革与战略重组，不仅实现了技术革新与产业升级，还逐步构建起独具地方特色的制药产业体系，为保障人民健康、提升医疗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的佼佼者广药集团，作为广州新药业的代表企业，已发展成为拥有强大实力和竞争力的产业集团，现有大南药、大健康、大商业、大医疗四大业务板块，旗下共有成员企业30多家，连续4年上榜《财富》世界500强。 

　　时光荏苒，纵观安亚制药厂、广州新药业的发展历程，无不深深地烙印着民族精神的印记。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无数仁人志士怀揣振兴民族工业之志，投身制药行业。从洋人药房的涌入到华人药房的崛起，从外国药品的倾销到民族制药业的兴起，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生，广州新药业经历了无数风雨和变迁，也谱写了辉煌篇章。如今，广州新药业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强大实力和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它不仅继续守护着人类的健康事业，还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为推动中国制药业的国际化进程贡献广州力量，彰显广州担当。

　　来源：《广州工业历史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