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西方列强忙于战事，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加之中国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实业发展的政策，为民族资本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怀揣实业救国理想的有志青年，积极投身于民族工业的复兴浪潮之中。他们在夹缝中顽强抗争，努力为民族工业的生存与发展寻找新的出路。 

　　当时，广州珠江南岸西起白鹅潭、东止草芳围一带被称为“河南尾”，是广州近现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无数工厂就是在河南尾花洲酒楼的觥筹交错中约定集资并成立，艺坚机器铁工厂就是其中之一。　

　　锚定行业风口，白手筑起机厂 

　　何沛石于清光绪末年在利昌机器厂学艺，他发现很多小型机器厂采用较为灵活且盈利可观的方式运营，承接工程时先收取过半定金，在交货阶段收齐余款。这种模式让小厂在成本控制与资金回笼上占据优势，吸引了不少从业者投身其中。而他的好朋友陈拔廷正采用这种模式经营着一家协同和机器厂，“取价虽比别的厂贵一些，但工作绝不马虎，成品质量靠得住。因此顾客多是找上门的”。在好友成功经营的鼓励下，他坚信开设工厂是可行的。 

　　但光有设想还不行，更重要的是筹集起步资金。根据何沛石的回忆：“1922年，我在‘河南尾’花洲酒楼请投资认股的亲友聚餐协商设厂，以每股毫洋250元，招集足5000元后，‘艺坚机器铁工厂’正式设立了。” 

　　艺坚机器铁工厂（以下简称“艺坚厂”）在创业初期，设备条件极为简陋，秉持着“有什么造什么”的理念，生产方向极为灵活。创业最初的10年间，厂里生产的产品丰富多样，起初以蒸汽机为主，随后逐渐拓展至柴油机、碾米机、小型榨糖机、榨油机、锯木机、云石开采机及锡矿开采机械等，只要能盈利的产品，都在艺坚厂生产之列。艺坚厂甚至常常承接各类机器安装与零星修配业务。当时厂内的机器制造，均采用边观察、边尝试、边改进的方式，属于仿造性质，缺乏正式且合理的设计。 

　　然而，这种看似原始的机器制造模式，仍为工厂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在一次次的观察、尝试与改进中，工人们逐渐熟悉了各类机器的构造与性能，摸索出了不同材料的特性与适用范围。同时，这种模式也培养了一批本土的技术人才，为后续的技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市场对于各类机械设备的急切需求，为广州本地的工业发展和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 

　　直面罢工危机，探索合作新路 

　　机器制造业作为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吸纳了大量劳动力。然而，工厂主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往往忽视工人的工作环境与待遇。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微薄的薪资及恶劣的福利条件，使工人生活困苦不堪。 

　　1927年，广州机器业工人罢工潮兴起，部分厂主们于“联益公会”秘密商议以罢市对抗罢工。何沛石力陈罢市需消耗大量资金，反遭大厂主李卓臣轻蔑：“厂仔勿聒噪。”愤懑之下，他另辟蹊径——返厂与工人缔结合作之约：以工时折股、保证金化资，盈利共分，管理共议。 

　　此策实有渊源。1925年农工厅宣讲“劳资合作”时，何沛石已心生认同。如今既然受大厂排挤，他便以“人人有股”破局。一纸契约，既平息了工潮，又避免了总工会之压迫，更在乱世中为艺坚厂争得喘息之机。 

　　艺坚厂的劳资合作并非一帆风顺。股东叶发强烈反对这次合作，经过争论，叶发仍坚持不同意合作，并表示若实行合作制就退股。何沛石历经艰难，才找到股内人将叶发的股份全部承接。同时，何沛石心存顾虑，担心大股东吞并小股东，重蹈利昌厂的覆辙——利昌厂起初是合股经营，后来经理人李作舟逐步承接小股东股份，最终将其变为个人企业。吸取这一教训，何沛石在劳资合作的章程中规定，任何经理人不得擅自承接他人股份，以防有人成为大股东后吞并工厂。 

　　艺坚厂营业兴旺时，很多商人有意向该厂投资，何沛石均以机器行业没有多大前途，不过是“一件烂棉衲”为由拒绝。实际上，他是担心将来被人吞并。艺坚厂实行劳资合作后，每月按例召开劳资合作会议，按规定汇报和审查业务、工务、财务情况，但这更多只是形式主义，从未有过实质性效果。何沛石始终掌握经理实权，日常商场交际、与同行联络拉生意产生的吃喝费用甚至赌钱输赢的钱都列入交际费报销。 

　　突破困局藩篱，谋求合营生机 

　　广州沦陷时期，艺坚厂有幸得到一批加入合作制的工友鼎力支持。因工厂始终有人值守，才免遭劫掠。而艺坚厂旁边的伯洲机器厂，因工人走光了，不到数日，厂内设备全部被人抢得一干二净。 

　　后来局势稍缓，日军就拿东西找人修理，给一些罐头食物作为报酬。留厂工人既受日军威胁，又要解决吃饭问题，只得勉为其难接下这些活计。其后一段时间，交通逐渐恢复，四乡米机派人来接洽修配工作，如米机的横磨、顿筛，小型糖榨、油榨机等也有订货，但工厂的材料来源很成问题。随着业务逐渐增多，厂内职工的生活得以勉强维持。 

　　当时何沛石不在广东，全靠工人自行管理经营工厂，业务逐渐好转。从这一时期起，艺坚厂重新将业务重心转向制造粮食加工机械。抗战胜利后，美帝国主义向中国倾销商品，机器行业受到很大影响，随后各国机器涌入中国市场。艺坚厂除了一些粮食加工机器可造之外，只得承造修配零星器件。也有些工厂转向承接国营厂（如自来水厂、电力厂等）的修配业务，但这些生意开展得非常艰难。 

　　抗日战争胜利后，反动政权经济体系崩溃，币值日现数贬，艺坚厂艰难维持。幸而广州解放后，机器行业得到政府大力扶植，逐步走上正轨。1955年，艺坚机器铁工厂、广发祥锅炉厂、利成隆船厂、协记造船厂等18家私营厂先后并入珠江航运管理局船舶保养场，并于同年6月1日组成公私合营广州船舶修理厂，它就是广州文冲船舶修造厂的前身。 

　　虽然机器铁工厂的艺坚名号不复存在，但在国家的统一规划和支持下，该厂积极投身国家船舶工业建设，为各类船舶的修造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和高质量的产品支持，在推动我国船舶工业发展的道路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艺坚厂的核心价值不仅体现在技术仿造与市场适应力上，更在于其探索了极具前瞻性的生产关系变革。何沛石以“劳资合作”为纽带，将工人利益与企业命运捆绑，虽存在时代局限性，却开创性地尝试通过利润共享化解阶级矛盾，为民族工业在动荡时局中提供了特殊的生存范式。这种实践超越了简单的资本积累逻辑，展现了民族企业家在“实业救国”理想下的社会责任感。

来源：《广州工业历史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