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时期，广东的矿冶业尚处于萌芽状态。由于技术局限、资本匮乏，本地的煤矿行业发展长期滞后。随着民族资本家的觉醒和探索，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尝试创办煤矿企业，为广东矿冶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民国时期，一些大型煤矿企业如富国煤矿等相继成立，为广东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然而，由于战乱频繁、政局动荡，广东矿冶业的发展也受到了极大限制。抗战时期，广东矿冶业陷入困境。交通中断、资金匮乏、技术落后等问题使本地煤矿企业难以为继。新中国的成立为广东矿冶业带来了新生。在政府的支持下，煤矿企业进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逐渐恢复了生产。随着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广东矿冶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富国煤矿等大型企业成为广东矿冶业的一面旗帜，引领行业的发展方向。自宋代起，广东韶关凭借其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优势，长期成为全国采矿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在韶关众多的矿产资源中，煤炭资源占据着重要地位。1929年，爱国商人谭礼庭在广州黄沙设立富国煤矿总公司，在韶关筹设富国煤矿。他凭借远见卓识和坚定决心，成功在广东创办了一家大型煤矿企业，为抵制外国煤的冲击、振兴广东矿冶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广州船商涉足煤矿开采 

　　广东是近代工业发展最快的沿海省份，但因缺乏煤炭资源，工业发展一度受阻。清末至民国时期，广东的煤炭大部分从越南海运过来，后因战争时常遭遇海陆封锁，当地人便尝试自主开采煤矿，富国煤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当时，广东省内许多产煤的地区虽早已有人采用土法开采，但由于技术落后、资本匮乏，广东的矿冶业长期难以与外资煤企相抗衡，导致民族资本利权不断外流。谭礼庭出身于显赫的经商世家，他的父亲谭毓秀是清末时期的大资本家，经营造船和航运业务，曾在广州创办了大名鼎鼎的广南船坞。广南船坞拥有十几艘小货轮，为谭礼庭提供了便捷的运输工具，他曾利用这些轮船，从越南鸿基等地载运煤炭，通过海上航线运往国内各地销售。在煤炭领域掌握的销售渠道，为谭礼庭日后创办大型煤矿企业奠定了基础。谭礼庭继承了父亲的经商头脑和进取精神，在初次涉足煤矿开采时，便展现出独到眼光。经过一番周密考察，他将目光投向了矿产资源丰富的韶关、乐昌一带。这里盛产白煤，其煤质与山西红煤和焦作白煤相比毫不逊色，而且比广东花县煤和石井煤的质量要好得多。然而，当地的煤矿开采一直处于落后状态。1915年，新会县人卢敏卿、开平县人谭子良等在韶关附近的丝茅坪和钩咀岭等地，以协兴公司名义开采煤矿。但由于资本不足、产量有限，最终未能发展起来。谭礼庭敏锐地捕捉到这个机会。1929年，谭礼庭筹集资金3万元，收购了协兴公司的矿权及其所有设备，在广州黄沙设立富国煤矿总公司。为了方便运输，谭礼庭还向南洋烟草公司简氏兄弟的亲戚简英浦那儿购买了存放在河边厂多年未用的钢轨及煤斗机车等设备，又从河边厂修建了一条9公里长的轻便铁路，一直通到茶山。在茶山，他们设立了矿场办事处，办事处附近还建了机械修理、翻砂、制作木模、发电等工厂，并且装设电话以方便联系和运输。这一系列举措为富国煤矿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独资经营到股份合作 

　　黄沙，位于广州市荔湾区珠江白鹅潭畔，自古以来就是广州的水陆交通枢纽。这里河网密布，水运发达，为煤炭运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富国煤矿利用珠江水系，将煤炭从韶关的矿区运往广州，再通过珠江口运往国内外各地。为更好地聚集资本、满足公司扩张和运营的需求，富国煤矿总公司逐步转向股份制合作。谭礼庭公开招募股东，并成立董事会，自己担任董事长。当时预定招收股金200万银圆，分成40000股，每股50银元。谭礼庭与广东地区的许多官僚和军阀都有往来，这些人脉资源为他的招股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些股份的加入不仅为富国煤矿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还大幅提升了其社会影响力。起初，富国煤矿的流动资金相当吃紧，为此谭礼庭在广州创办了一家丝业银行，并请来陈佐旋担任经理。这家银行股本有100万银圆，其中谭礼庭个人占55万银圆。有了这家银行做后盾，一船船白银从广州运抵韶关，使得富国煤矿的金融流通变得顺畅。当时，在韶关市场上，流通的都是些当地发行的钱票。随着矿区业务的发展，人口数量也不断增加，这些钱票就有些吃紧了。谭礼庭脑筋一转，决定由富国煤矿自行印制“富国煤矿钞票”，用来发放工资和购置物品。富国煤矿钞票有丝业银行做担保，信誉度极高。钞票一投放到市场就受到认可，能像白银一样在那里等价流通。如此，富国煤矿的资金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富国煤矿的煤炭主要销往广州及广东本地。为拓展市场，谭礼庭在广州设立多个销售点，并与多家大型煤商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广州开放、包容的商贸文化也对富国煤矿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公司不仅主营煤炭的生产和销售，还推出了一系列促销活动。例如，仿照上海的办法制造煤球，以白铁火水罐改造煤球炉，赠送给购买煤球的用户。在谭礼庭的精心经营下，富国煤矿的煤炭因其品质优良、价格合理、服务到位等优势深受消费者喜爱，业务销量进一步攀升，逐步发展成为广州煤炭行业的领军企业。然而，这引起了当时广东军政大权在握的陈济棠的觊觎。陈济棠想插手富国煤矿的经营，但谭礼庭不愿放弃自己的心血。经过一番协商，他们订立了一项协议，将富国煤矿的原有股金一律按八折计算，换成新股票160万银圆，另由陈济棠新投入股金40万银圆，按实足金额计算，不进行折扣，合计仍是200万银圆。陈济棠虽然入了股，但并没有插手富国煤矿的经营，而是派了张仁农等人担任经理和总工程师。张仁农等人都是淮南煤矿出身的技术人才，在业务上有丰富的经验。在他们的管理下，富国煤矿的矿务得到了快速发展。矿井数量不断增加，工人数量也大幅增加，每天的产煤量超过500吨。股息的分配也变得优厚，达到了年息一分。谭礼庭虽然失去了部分实权，但看到煤矿的蓬勃发展，心中仍无比欣慰。 

　　抗战期间存煤如山积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富国煤矿陷入了困境。广州沦陷后，军政各机关纷纷退入粤北，交通中断，煤炭难以销售，矿场存煤堆积，资金周转出现困难。谭礼庭不得不忍痛将部分机车卖出以维持经营。抗战期间，富国煤矿还遭遇了粤北军政当局的摊派与勒索。据传，当时余汉谋率兵退驻韶关，要求谭礼庭将之前以陈济棠等人名义入股的20万元股款收回，并以当时的法币折抵，须按照股票面额6倍之数（120万元）交还，否则就派人将钢轨全部拆除，搬往惠阳。威逼之下，谭礼庭只能忍辱负重，被迫将个人及其亲属各股所应得的股东救济金凑足数额，交给余汉谋。尽管面临重重困难，谭礼庭还是没有放弃富国煤矿。他坚持留在矿场与员工们共渡难关。1943年，正值抗战最艰苦的时期，这一年夏天，雨水尤为肆虐，致使六井煤矿遭到水浸。每个月挖出来的煤，竟还不够抽水机烧，经济压力大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为了撑过这段艰难时期，煤矿不得不另辟蹊径，增加酒精制造业务，用以筹措维系矿场运转的费用。1945年1月，曲江陷落，日军占据矿场数月，企图恢复六井煤矿的开采，但因技术上存在难题，迟迟未能成功，改向其他矿区进行浅层采掘。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富国煤矿已在战乱中遭受严重破坏，损失惨重。加之土匪趁火打劫，如同蝗虫过境一般，将沿途的道钉、夹铁、枕木等物资洗劫一空，办公室和材料厂也被付之一炬，熊熊大火过后，只留下一片颓垣败瓦，那时的矿区一片残破，触目惊心。1949年10月，韶关、广州先后解放。新中国的曙光，也让富国煤矿迎来了新生。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富国煤矿全面恢复生产。1951年1月，广东省工业厅召开煤业生产分配会议，订立供销合约，富国煤矿所产煤炭全数由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广州分公司收购。为满足增产需求，富国煤矿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和设备更新。同时，政府还派来技术人才，引进现代设备支持煤矿的发展。1952年，富国煤矿总公司实行公私合营，生产能力得到明显提升。煤炭是广东工业建设的主要能源。省工业厅大力投资扩建矿井，使煤炭产量逐年增加。1956年，公私合营富国煤矿总公司改组为国营曲仁煤矿公司，因矿区处在曲江县和仁化县的交界处，故用两县的第一个字，取名“曲仁”。1961年，公司更名为广东省曲仁矿务局，为副厅级单位。20世纪80年代是曲仁矿务局的黄金时期，旗下设有花坪矿、丝茅坪矿、大塘山矿、田螺冲矿等八大矿区，年开采量稳定200万吨以上。但煤矿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其开采利用终有尽头。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煤炭资源的日益枯竭和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曲仁矿务局靠“地”吃饭的日子难以为继，逐渐走向衰落。1998年，曲仁矿务局启动关闭破产程序，花坪矿、云顶矿、格顶矿相继关闭停产。2001年，田螺冲矿、红尾坑矿、丝茅坪矿也关闭停产。2003年9月，曲仁矿务局正式关闭破产。至此，这个广东省最大的煤炭企业，终于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光荣使命。

来源：《广州工业历史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