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搪瓷工艺的面盆、碗和痰盂等日用品是人们生活必需的“三大件”，其他的如搪瓷壶、罐、茶盘等也是家家必备，甚至有百货批发站将搪瓷烧锅列为青年结婚必备商品之一，其受欢迎和普及程度可见一斑。而在广州，当时几乎每个家庭都会有红棉牌的搪瓷产品。生产它的，正是昔日享誉全国的广州益丰搪瓷厂。 

　　伴随中国搪瓷工业成长 

　　搪瓷其实就是珐琅。这种工艺最早出现时主要用在艺术品上，自元朝传入中国，明朝时得到较大发展，到清代康乾年间，广东工匠经历重重困难，烧制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珐琅器，“广珐琅”美誉由此而生。随着工艺的普及和生产力的发展，珐琅逐渐被应用到日常用品中，后来为了统一，一般把搪瓷作为标准用语，而珐琅则作为艺术搪瓷的统称。 

　　搪瓷工艺出现虽早，但作为工业来发展，却是近代以后的事情。在此之前，搪瓷产品都从外国进口，所以又叫“洋瓷”。中国现代搪瓷工业发源于上海。1916年，英国人麦克利在上海闸北开办广大工场。1920年，广州益丰搪瓷厂的母公司——上海益丰搪瓷厂在上海建成投产，雇佣40余名工人，主要生产搪瓷口杯、碗碟等。该厂发展较快，1922年改组为上海益丰搪瓷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品种也日渐丰富，从小件产品扩展到面盆类产品，并以金钱牌作为商标。到20世纪30年代，搪瓷工业已不再局限于上海一地，其他如天津、广州、厦门等地也创办了规模不等的搪瓷厂。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搪瓷工业虽已有30余年历史，但仍保留着纯手工操作的落后生产方式，搪瓷厂的形式多为作坊式私营企业。新中国成立后，搪瓷工业在政府的扶持下，克服诸多困难，得到进一步改造与发展。针对搪瓷企业过度集中于上海的状况，国家有计划地推动开展部分工厂外迁工作，先后迁往长春、合肥、福州、开封、兰州、济南、南昌等地，逐步形成更为合理的发展布局。 

　　广州益丰搪瓷厂就是在这种大时代背景下创立的。早在1933年，上海益丰搪瓷厂就派人到广州筹建分厂，当时条件很简陋，仅租用了一间祠堂作为厂房，使用的主要原料还要从上海运来。后来由于战乱，分厂转移至香港。抗战胜利后，又于1947年在广州重新筹建分厂，厂址设在当时的天后庙一带（今海珠区江南大道一带）。重新筹建的目标是建成一家专业搪瓷生产厂，故厂房面积达到2600多平方米，并按专业生产要求，工厂设有涂琅部、制坯部、喷花部、料坯间、引擎间等。工厂建成后，当年11月就开始投产。 

　　随着国家对私营搪瓷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深入，上海益丰搪瓷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厂于1954年率先进行公私合营，与上海总公司脱离隶属关系，更名为公私合营广州益丰搪瓷厂，隶属广州市工业局管理，成为广东省唯一的日用搪瓷生产企业。 

　　在曲折中发展 

　　1955年，为集中技术力量、扩大生产规模，按照广州市的工业发展规划，2家小型搪瓷厂——德宝搪瓷厂和新生搪瓷厂并入广州益丰搪瓷厂，使其效益进一步提高，合并当年的利润就超过了45万元，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日用搪瓷产品生产基地，企业进一步壮大发展。随后，工厂乘势而上，开展“双革”“双新”活动，逐步把此前型号零散的盘子、口杯、面盆等品种系列化，并增加品种种类，以适应当时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的形势，并改金钱牌为红棉牌。红棉牌后来成为驰名海内外的品牌。在一系列措施的推动下，广州益丰搪瓷厂呈现一派红红火火、蒸蒸日上的喜人景象。 

　　20世纪50年代末，广州益丰搪瓷厂的发展遭遇挫折。“大炼钢铁、生产让路”的口号令工厂生产受到极大影响，厂里当年就亏损近10万元，但职工人数却增加了近2倍。由于开工不足，工厂采取了过渡措施，安排部分工人到农场做工、部分回家待业。 

　　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粮食紧缺，国家财政十分紧张，厂党委应势而变，下大力气抓好副食生产，通过养猪、养鸡、种菜等方式开展生产自救，改善工人和干部的生活。为了维持部分生产，厂党委又安排一部分人员清理废次铁坯和碎铁料，制造搪瓷汤匙等小件产品。厂党委时刻关心工厂的效益，带领大家改进马弗炉，通过把炉膛改成回拱式、用格仔砖代替普通耐火砖等办法，有效提高了炉温和烧成效率。 

　　在全厂职工的努力下，广州益丰搪瓷厂的艰难状况有了较大改善。全厂上下并未止步，迅速投入以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降低生产成本为内容的增产节约运动，及时抓住原材料供应缓和的有利时机恢复生产。在制定质量措施、修订定员定额、出台企业管理规划、成立新的科室等一系列措施的推动下，工厂的生产有了较大进展。1965年，在上级支持下，工厂投资近9万元，准备建一座当时在搪瓷行业较为领先的电阻炉，次年建成投产。工厂深知科技对生产的促进作用，组织技术力量攻关钛琅粉，实现钛白搪瓷的应用，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推动涂搪工艺改革向前迈进一步；在生产中，他们注重有计划、有重点地在技术、工艺、质量等方面开展活动，起到不俗效果。例如：采用烷基苯磺酸钠进行脱脂生产，省去铁坯烧油工序；采用三氯化铁蚀花版工艺替代人工凿花版，该项技术成果还得到轻工业部的肯定并向全国推广。据记载，20世纪60年代，广州益丰搪瓷厂产品的质量和造型，已可与上海、西安等搪瓷工艺发达地区相媲美。 

　　沐浴改革春风，开拓奋进 

　　改革开放以后，广州益丰搪瓷厂全面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把重点转移到生产工作上。在调整充实领导班子、逐步落实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调整安排干部到适当位置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科室、车间岗位责任制，并于1979年恢复奖金制度，激发工人工作的积极性，初步推行经济责任制。效果立竿见影，至1979年末，产量就增长近一半，产值近1300万元，创利税145万元。 

　　20世纪80年代，广州益丰搪瓷厂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职工福利得到提高，工厂效益整体稳步提升，产品获奖无数，质量受到市场广泛肯定。当时的《广州市名优产品》曾这样记载：“20cm彩花捲（卷）边食盘，1982年获广东省优质产品称号，1986年获轻工部优质产品称号”“30～42cm餐碟在1983年、1984年、1986年，三年的全国搪瓷产品评比中均获得100分，名列全国第一，1984年荣获轻工业部优质产品称号”。 

　　1985年初，根据广州市轻工业局的指示，广州益丰搪瓷厂推行厂长负责制，工厂生产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新的厂领导班子既重视从历史积累中挖掘老企业的潜力，又注重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加强海内外联系，为改变工厂旧面貌、发展中国搪瓷工业做出新的贡献。1986年，该厂从新加坡引进一条意大利搪瓷生产线，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你们引进这个项目非常快、非常便宜，安装质量好，希望带动全国搪瓷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该厂敏锐地把握时机，大胆到境外创办企业。1987年9月和1988年5月，厂长陈培生两次率队到香港实地考察搪瓷贸易和生产，决定借助香港企业的国际视野、发挥香港搪瓷业现有力量，创办一家合资企业，这样可将香港作为桥头堡，以该企业作为中国搪瓷行业先锋，及时把国际市场信息和科技信息辐射到国内，增强市场灵敏度，助力益丰乃至全国搪瓷行业提升出口创汇能力，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经营方法。这个决定得到广州市轻工业局的充分肯定和支持。1989年1月，益丰收购香港大东搪瓷有限公司，并成立长年通实业有限公司，成为当时国内企业赴境外创办企业的一次有益探索。 

　　产品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广州益丰搪瓷厂顺应人们生活水平日渐提高的趋势和国家对外向型经济支持的政策，在生产近500种花色品种的传统产品（主要是盆、杯、盘、碗和杂件）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研发生产中高端搪瓷厨房用具、洁具、浴缸、野炊烤炉、文教用品材料等大中型搪瓷制品。产品除了满足国内需求，还远销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时传为行业佳话。 

　　益丰搪瓷工艺美术的影响 

　　说到广州益丰搪瓷厂的产品，就不能不提产品上其栩栩如生的图案。笔墨丹青、茶酒壶盏、鱼虫鸟兽、花草树木、山河大地、苍穹日月，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应有尽有。曾有人称，益丰厂的碟子可以挂起来当画看。 

　　此话不虚，广州益丰搪瓷厂的花样设计在中南五省中处于领先水平，花样选材也精心选择名家名画。工厂自1957年开始便向上海中国画院及南京、杭州等地画院画家征稿，还向社会个人画室征稿，并购买了很多画片画册，其中有齐白石的《墨虾》《小鸡》《鱼》，徐悲鸿的《马》《群鸟》等。另外，厂里还会在喷制工艺上精益求精，产品因此深受商业部门和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它们不仅可作为日用品使用，甚至还可作为艺术品供人欣赏。 

　　其实，从清末开始，工艺产品已经开始引进民间画师参与工艺设计，在“实业救国”思潮感召下，高剑父等岭南画家“研求商业、讲习工艺”，将工艺美术与绘画相结合。如当年高剑父、刘群兴等画家参与广彩制作，弱化民间装饰的俗艳气息，堪称工艺美术史上一次重大的改革。 

　　广州益丰搪瓷厂延续了这一做法。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工厂便邀请画家参与花样设计，其中不乏像梁占峰、缪爱莉这样的国画名师。这些画家把个人的审美观点、绘画特色、构思设计融入搪瓷图案设计，深刻影响着益丰搪瓷的艺术面貌。如梁占峰的绘画特色影响了他的学徒，工作之余他会把写生的绘画方式教给工厂的同事，把岭南的国画艺术传承下去。他的艺术构思、艺术设计理念影响着益丰之后的设计发展。到了70年代，他的学徒区昆继承了他的设计思想，沿用国画的艺术思维进一步将搪瓷工艺美术发扬光大。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搪瓷产品的审美要求也越来越高，对图案设计已经不满足于简单地从画册或画家的作品中演变，而转变到要结合生活、结合时代，把自然美的事物融入产品当中。广州益丰搪瓷厂的设计很好地践行了这一点，并在名家影响下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装饰风格，历经传承与发展。 

　　如今，日用搪瓷工艺虽已淡出大众视野，但其艺术价值与文化影响仍值得重视。将国画艺术与搪瓷日用工艺有机融合，广州益丰搪瓷厂所开创的工艺美术设计路径，在全国同行业中留下了深远影响。

来源：《广州工业历史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