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制糖供给本省用，固属容易，即供给世界之用，亦有可能……所以现在我们不要因为穷而自怨自艾，应该积极地找出金钱的来源，整天躺在床上，是没有钱到你手上的。”这是20世纪30年代广东糖业先驱冯锐在岭南大学演讲中的一段话。当时，他抓住天时地利，以近乎“零首付”的优惠价格引进了一批国外一流机器设备，建设了多家省营糖厂，生产出品质精良的“粤糖”，一时间风头无两。其中，市头糖厂是当时最早建成的糖厂之一，开广州机器制糖之先河，留下了一段近代工业佳话。 

　　康奈尔高才生学成归国办糖厂 

　　糖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早在明清时期，广东人手工制作的土糖就在全国打开了市场，甚至销售至海外。在坊间，粤糖就是品质的保证。晚清时期，珠三角地区河涌旁、古村里，有着许多糖寮，即制作土 糖的作坊。每个糖寮都少不了三样工具：牛、石磨、铁锅。人们把甘蔗放在石磨上，牛拉着磨，一圈圈走，蔗汁一点点流入桶内。随后，甘蔗汁被倒入铁锅内，锅下烧火。高温之下，甘蔗汁一点点变成糊状。糊状物去除杂质后，被倒在草席上冷却，就成了最原始的“片糖”。“片糖”再经过几道精加工程序，就可以制成白砂糖和黄砂糖。 

　　20世纪初，随着洋糖的大举进入，广州周边糖寮的平静日子被打破。当时的洋糖已由机器制造，在出糖率和产品质量上，都对土糖形成压倒性优势。根据20世纪30年代的官方统计数据，牛拉石磨榨汁，100 斤甘蔗只能榨出70斤蔗汁，蔗汁的得糖率只有七成，但如果用机器制糖，100斤甘蔗可以榨出85斤蔗汁，蔗汁的得糖率有九成多。这样，土糖的制作成本就远高于洋糖，品相又远不如洋糖精致，在市场竞争中自 然败下阵来。1923年到1932年，广东每年进口洋糖159.59万担，价值上千万两白银。广东土糖的市场地位一落千丈，不仅出口大受影响，连省内的市场份额都大大缩减。 

　　20世纪30年代初，冯锐站到了粤糖改良事业的前台。他生于今天的黄埔村，原本家境贫寒，幸而得到教会资助，入读岭南大学附中，后转至南京金陵大学学农科，毕业后考取公费留学美国，进入康奈尔大学深造，专攻农业经济学。归国后，他先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授，继而在河北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1931年，冯锐经同学介绍，来到广东，出任建设厅农林局局长兼岭南大学农学院教授、院长。在康奈尔大学的求学，以及与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共事的经历，使得他对故土的乡村经济多了几分关切。 

　　冯锐曾在自传中说，一想起广东每年要进口价值上千万两白银的洋糖，他就深感羞愤。广东气候温暖湿润，最适合种甘蔗，一个省的种植面积就超过了爪哇和菲律宾两大世界著名产糖区的总面积，只要引入先进的机器设备，发展现代制糖业，就轮不到外国人轻轻松松赚走上千万两白银，而本土老百姓却越来越穷。为此，他决意谋求粤糖复兴。“所以我们不要因为穷而自怨自艾，应该积极地找出金钱的来源，整天躺在床上，是没有钱到你手上来的。”在对岭南大学学生发表的演讲中，冯锐这样描述自己投身糖业的心态。 

　　1934年，冯锐赴菲律宾考察，归国后向当时主政广东的陈济棠提出了“复兴广东糖业三年计划”。在这份计划中，冯锐将全省适宜种植甘蔗之地划分为5个蔗糖营造区，其中番禺、东莞、顺德、南海与珠三角其他地区为广州蔗糖营造区，其余4个营造区分别位于粤东、粤西等地，每个营造区各建新式糖厂若干，并附设机构指导农民改良甘蔗种植方法。第一年，在广州设市头、新造糖厂，在惠阳、潮汕两地各设一家糖厂，所得利润继续用来建设新糖厂，三年计划完成时，全省可建设糖厂8家，每日产糖约1.5万担，足以与洋糖在市场上一争高下。 

　　市头建起第一家机制糖厂 

　　冯锐的“复兴广东糖业三年计划”得到了陈济棠的大力支持。彼时，洋糖在市面上大量销售，利润颇高，广东的军费开支巨大，财政每个月都会出现赤字。这一计划若能成功，既对民生有利，更能减轻财政压力。 

　　办糖厂是糖业复兴计划的关键一环。市头糖厂作为省营糖厂的先驱，更被寄予厚望。那么，建设厂房和购置机器设备的资金从哪里来？机器又从何处购买？这是摆在大家面前最重要的两个问题。向银行筹资是陈济棠熟练的操作。广东省银行为政府提供了贷款，他又向省外银行借债，可贷款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当时，洋糖在广州的价格是香港那边的两倍，陈济棠就以武装运输的方式从香港走私洋糖入粤，改换包装后出售。厂子还没建起来，糖就先上了市，故这些走私糖又被坊间讽为“无烟糖”。走私“无烟糖”获利颇丰，使市头、新造两家工厂的资金问题得以解决。 

　　接着是机器购买问题。其实，冯锐在菲律宾考察糖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功课了。当时正值世界经济危机，全球机器制造业巨头都在发愁机器卖不出去。冯锐“货比三家”，最终决定向捷克机器制造巨头 斯柯达公司购买市头糖厂的设备。为了从多个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获得这笔订单，斯柯达公司开出了极为优惠的条件：首付2%，剩下的分期付款，同时还派一名工程师前往广州，协助炼糖。后来，广东还派出多名技术员前往捷克学习制糖技术，斯柯达公司每个月还给他们发零用钱。 

　　1934年12月，市头糖厂建成投产。工厂共有起重机两台，离心机38台，发电机4部，精炼糖设备、制方糖机设备各1套……还附设日产5000升酒精的车间，全部机器价值14万英镑，建筑费39万港元。1934年12月10日，隆隆的机器声响起，市头糖厂的第一个榨蔗季开始了。在市头糖厂的车间里，一捆捆甘蔗被机器切断、压碎、压榨，汁渣分离后，甘蔗渣被输送机送走做燃料，甘蔗汁经过处理后，被输入加热器进行加热，加热后的甘蔗汁再被输入压滤机过滤。过滤后，固体被截留，澄清的甘蔗汁由真空蒸发罐经过多次蒸发，浓缩成糖浆，随后再制成红糖与白砂糖等产品。如果当时有土糖寮的经营者进入市头糖厂参观整个机器制糖的过程，一定会惊讶得目瞪口呆，这简直像变戏法一样。 

　　开办糖业训练班培养人才 

　　甘蔗是制糖的原料。市头糖厂要想多生产好糖，就得想办法让农民“多种甘蔗，种好甘蔗”。为了培育优良蔗种，冯锐等人在市头糖厂附近开设了一个试验场，比较不同甘蔗品种在相同条件下的生长状况，同时尝试改良土壤。此外，他们还在多处开办甘蔗繁殖场，引进优良蔗种，并悉心培育，培育成功后，再推荐给蔗农。此外，他们还对农民进行技术指导，如何种植、如何施肥、如何增产，都一点一点地教给农民。 

　　不过，农民种甘蔗，除了下力气，也要花本钱，买甘蔗种子和肥料都需要钱。拿不出钱怎么办呢？再说，甘蔗种出来，万一卖不出去，那不是既亏钱，又亏力气？为了解决销路与本钱的问题，冯锐和同事们 联合广东省银行，提出“小额贷款，预约订购”，即由糖厂出面，向蔗农提供利息相对较低的贷款，农民手头有了钱，就可以采购优良蔗种和买肥料；糖厂还会跟蔗农签订预购合同，等甘蔗长成收割后，农民就以 当初说好的价格，卖给糖厂。这么一来，本钱的问题解决了，甘蔗的销路也有了保障，农民自然就提高了“多种甘蔗，种好甘蔗”的积极性。1934年，广州附近种“预约蔗”的农田就达到3.6万亩。 

　　原料问题解决了，无蔗可榨的困境迎刃而解。但要实现“榨得多，榨得好”的目标，不仅需要先进的机器设备，更需要足够的技术人才。市头糖厂设立之初，主要依靠外来技术人员。后来，冯锐着手开办糖业训练班（所），自己出任训练班主任。训练班重理论，更重实践，学员实习的时间几乎是理论学习时间的2倍，学习内容有蔗种培育、糖业应用化学、制糖机械等。训练班还给出高薪，聘请香港太古糖厂多位经验丰富的煮糖师傅主持日常教学。学员在实习期间也有津贴，毕业后就进入糖厂工作。渐渐地，本土技术人才在糖厂挑起了大梁。 

　　精炼粤糖畅销沪上 

　　在第一个榨蔗季（1934年12月至1935年4月），市头糖厂榨蔗逾104万担，产糖逾8万担；在冯锐的努力下办起来的第二家省营制糖厂（新造糖厂）榨蔗逾27万担，产糖近2万担。第二个榨蔗季（1935年12月到1936年4月），市头糖厂榨蔗逾130万担，产糖逾11万担。彼时，除了新造糖厂，另外两家省营糖厂——顺德糖厂和揭阳糖厂也开始建成投产，新造糖厂的产量逐渐增加，但市头糖厂的产量仍然占到总产量的1/3以上。 

　　生产出一担担红糖、白糖和方糖后，产品还需投向市场，才能赚到钱，还清贷款，反哺财政。广东省国货推销处设有糖业部，统筹规划机制糖销售。全省选定10家运营商，每家先缴纳数万银圆作为保证金，试用期1年，每个月必须销糖5000担，5个月完不成任务，就取消代理资格，保证金发还九成五。当然，做运营商也有利可图，比如每次领取机制糖，只需缴纳七成费用，剩下的可以先记账；每销售100担，还可以挣到3.5银圆的代理佣金。运营商之下再设分销商，分销商再把触角伸至周边四邻八乡的零售店铺，使得机制糖直接走向千家万户。 

　　除了省内市场，省外市场也大有可为，尤其是有着“十里洋场”之称的大上海。由于广东的机制糖质量上乘，价格又比较优惠，很快就风行沪上。据统计，1935年，市头糖厂销售白糖逾11万担，获利380多万 元，其中，每担糖的生产成本在十三四元，利润率约为50%，收益相当可观。 

　　然而，在广东机器制糖的事业初见曙光时，战争的阴云就笼罩了过来。1937年8月，日军疯狂空袭广州，市头糖厂亦不能幸免。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市头糖厂被日军占领，大量的机器被拆卸后运往台湾。当月，糖厂宣布解散，一座倾尽人们心血的现代化厂房被夷为平地。抗战胜利后，广东官方计划重建糖厂，但直到1949年国民党撤居台湾时，糖厂也还未完成重建。 

　　1954年，市头糖厂改为国营市头糖厂，1970年更名为广东省市头甘蔗化工厂。市头糖厂规模从小到大，至1990年拥有全民所有制分厂5家、集体所有制公司9家、国内联营企业8家、中外合资企业7家、境外联营公司2家，产业包括制糖、糖业机械、酒精、塑料编织、家具、洁具、纤维板、服装、摩托车等。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农产品和食糖市场的开放，蔗价开始上涨，糖价下降。 

　　1999年2月，市头糖厂停榨。至此，这家糖厂告别了甘蔗制糖业，仅保留白砂糖和食用酒精的生产。2017年，糖厂（生产车间片区）正式拆毁。2018年1月12日，市头糖厂三根烟囱被爆破拆毁，从此市头糖厂退出历史舞台。 

　　如今，根据规划，市头糖厂所在的永大片区将建设永大新城，糖厂的发酵蒸馏车间将进行活化利用，打造“糖文化体验馆”，形成具有历史特色的“糖厂记忆环”，沿线还将建设糖心公园、糖心广场、骑楼商业街、渔人码头等场景，串联起独属于广州的“甜蜜”记忆。这份承载着近代工业荣光与民俗温情的记忆，将一直被保留下去，生生不息。

　　来源：《广州工业历史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