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长堤曾是广州最繁华时尚的街区，被誉为“广州外滩”。当年这里也是广州“摩天大楼”的集中区域，有当时广州的最高建筑、广州最早的电厂、广州最高的钟楼……在长堤大马路东段，矗立着一栋别具一格的华丽建筑，此建筑坐西向东，首层以骑楼形式跨建在人行道上，楼顶宏伟的钟楼格外醒目，它就是广州永安堂药厂。提起永安堂，许多老广州人就会联想到“虎标万金油”，永安堂就是过去生产和经销“虎标万金油”的主要场所。高近45米的永安堂，曾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保持广州“第二高楼”的地位，仅次于爱群大厦。 

　　从宫廷秘方到家庭常备药 

　　半个世纪前，在中国、新加坡乃至整个亚洲大陆，“虎标万金油”和“虎豹兄弟”几乎无人不晓。“虎标万金油”的药方起源于中国古代宫廷草本中药秘方“芳香疗法”，由胡文虎和胡文豹的父亲胡子钦传授给兄弟两人。 

　　胡子钦是福建省永定县金丰里中川村人，自幼便习得一手好医术。当时的福建永定地处偏隅，经济闭塞，乡民多远赴海外谋生，永定因此得“天下第一侨乡”之称誉。1861年，年轻的胡子钦只身一人前往缅甸仰光，靠行医为生。他医术高明，为人也厚道，深得当地人的敬仰。 

　　缅甸气候湿热，人们常常因为中暑出现头晕、疲惫等不适，胡子钦发现中药里“玉树神散”清热解暑的效果十分显著，于是便制成药剂，售卖给当地人，颇受欢迎。在积累了一些本钱后，胡子钦在仰光开设了第一家永安堂药铺。 

　　后来，胡子钦与当地一位潮商的女儿成婚。1882年1月，其子胡文虎生于缅甸仰光。在父亲行医售药的耳濡目染下，胡文虎自小就对中医药抱有浓厚的兴趣，且颇具商业头脑。14岁时，他与弟弟胡文豹一起帮助父亲打理生意，药铺的生意日渐红火。 

　　1908年，胡子钦因病去世，胡文虎、胡文豹兄弟俩扛起振兴家业的重担。为守住父亲留下的产业，胡文虎精心规划药铺的经营发展之路。他发现，父亲传下来的“玉树神散”虽是良药，但功效持续时间较短，对蚊虫叮咬效果也十分有限。若是能开发出一款既能提神醒脑，又能驱赶蚊虫、消除肿痛的专用药物，那必定能广开销路。于是他说服母亲，倾尽家中积蓄投入药品研发，决心开发出像当时日本仁丹一样流行的特效药。 

　　1910年，胡文虎在祖传药方“玉树神散”的基础上，借鉴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的制药经验，成功研发出了集清凉祛暑、驱虫消肿等多种功效于一体的虎标万金油。考虑到便携度和起效时间，他又融合传统中药膏、丹、丸、散等剂型的优势，相继推出了八卦丹、头痛粉、清快水、止痛散等几款新药。其中，虎标万金油最为著名，它以薄荷油、玉树油、肉桂油、樟脑、丁香油等为主要原料，可有效缓解头疼鼻塞、皮肤瘙痒、筋肉疼痛、肠胃气胀及蚊虫叮咬等不适。更具优势的是，这种新药既能外涂又能内服，携带方便，而且其成分多为当地常见的樟脑、薄荷素油、蜡、矿脂等，成本不高，价格亲民。在蚊虫繁多、暑气湿热的南方，小小一瓶万金油迅速成为人们家中的常备药品。 

　　慧眼独具成为南洋首富 

　　经过胡文虎改良创制的虎标万金油果然一炮而红，畅销东南亚、东亚等地，永安堂中药行的发展自此也步入了快车道。1923年，胡文虎顺利将永安堂总行由仰光迁至新加坡。1926年，永安堂在新加坡的制药总厂已形成规模化生产，能够达到年产万金油900万打、八卦丹300万打、头痛粉600万打、清快水60万打，年营业额超过千万港元。1932年，永安堂总行迁到香港，并先后在广州、汕头建立制药厂，在厦门、福州、上海、天津等国内城市及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设立分行，甚至在欧美部分大城市也设立了特约经理部。广州永安堂便是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 

　　20世纪30年代初，胡文虎来到广州长堤一带，一眼就相中了这块车水马龙的黄金宝地。他决定在此设立永安堂药厂，将万金油这一品牌在羊城大地推广开来。1937年，一栋宏伟华丽的钟楼在广州珠江畔拔地而起，成为永安堂在广州的标志性建筑。 

　　物美价廉的虎标万金油很快受到广州百姓的认可。直到20世纪50年代，虎标万金油仍是广州永安堂的五大良药之一。除此之外，头痛粉、八卦丹、清快水等虎牌药品也逐渐成为广州乃至华南地区家喻户晓的良药。

　　短短十几年时间，胡文虎凭借精妙独到的市场策略，使永安堂虎标品牌在国内及东南亚地区大获成功。他为“虎牌”商标专门设计了一款凶猛的老虎图案，以增强人们的视觉记忆。同时，他安排人员在大街小巷散发印有“虎牌”商标的广告单。此外，他自己还化身品牌代言人，在衣服口袋、领带上都绣上老虎图案，就连牙签盒上也烧制有老虎的图形。 

　　当时，英国驻新加坡总督夫人对虎标万金油喜爱有加，看到满大街的“虎牌”广告，就开玩笑说道：“胡文虎既然所有的广告都离不开老虎，他怎么不搞一辆老虎式的轿车呢？”这话很快传到了胡文虎的耳中，他觉得十分有道理，于是花巨款让汽车厂为自己特制了一辆车头装饰成老虎头造型的轿车。1935年10月，胡文虎作为华人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华民国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当他驾驶着炫酷的“老虎车”进入上海滩时，那不时闪动的老虎车灯，虎啸似的喇叭声，为这位“万金油大王”及其品牌赚足了关注度。 

　　至1938年，胡氏药业的财富已达3000万美元，这一数额相当于当时国民政府几年的财政收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也毫不夸张。胡文虎和胡文豹也一度成为南洋首富，被商界誉为“虎豹两兄弟”。 

　　是“报业大亨”，也是“慈善大家” 

　　作为成功的华侨企业家，胡文虎不仅不断扩张永安堂商业版图，使虎标万金油的品牌家喻户晓，更以“报业大亨”和“慈善大家”的双重身份，让自己的名字真正深入人心。 

　　胡文虎早年就热心公益，广济博施。他每年从永安堂的利润中提取25％，用于兴办公益事业。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发动和组织侨胞捐款献物、保育儿童、赈济灾民、支援抗战。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十九路军奋起抗敌，胡文虎是首批为抗战捐资捐款的海外华侨。其赤诚爱国之心令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感动不已，蔡廷锴将军亲笔题词称赞：“永安堂主人胡文虎君，热心祖国，仁术济人……本军在沪抗日，胡君援助最力，急难同仇，令人感奋！” 

　　1937年至1941年，胡文虎捐资、认购救国公债超过550万元，相当于现在人民币10多亿元，是当时海外华侨中捐款最多的企业家。七七事变之后，胡文虎的爱国热情愈发高涨，多次慷慨捐款。1941年，胡文虎在重庆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期间，为重庆抗战救治伤员、安置难民、抚育遗孤等捐赠200万元；同时，他还受邀到国际广播电台作主题为“抗战必胜”的演讲。香港日占时期，当地一度粮食短缺，胡文虎多次从广东省及南洋购买大米捐赠给东华三院、保良局等慈善机构。 

　　新中国成立后，胡文虎又带头发起“福建经济建设运动”以开发桑梓，认购国券、支持新政，贡献巨大。纵观其一生，他在国内捐资兴建了10余所医院、体育设施，捐助过数十所大学、中学，独资兴建了300多所小学。据统计，胡文虎一生捐赠给中国慈善事业的款项累计达2000万元。 

　　胡文虎同时也是报业巨擘。20世纪20年代初，胡文虎就在仰光创办了《仰光日报》，随后又独资创办《缅甸晨报》，这是缅甸最早的华人媒体。打开南洋市场后，胡文虎开始系统性地办报，独资创办了《星洲日报》《星中日报》《星岛日报》及英文《虎报》等20多种中英文报刊。抗日战争时期，其旗下报纸充分发挥舆论影响力，全力以赴宣传抗日救亡。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叶剑英还特别为《星岛日报》创刊题词。胡文虎还资助过抗战时期的重庆《新华日报》。1941年，重庆《新华日报》曾刊文，盛赞胡文虎“捐资抗战达数千万之巨”“付资于义捐及公债者达数百万元”。 

　　为少年儿童教育尽一份力 

　　近百年来，虎标万金油以其显著的疗效，赢得了超过75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认可。1969年，由永安堂延续而来的虎豹兄弟国际有限公司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上市，业务涵盖“虎标万金油”、星系报业、崇侨银行及投资等。1997年，公司更名为虎豹企业有限公司。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虎豹企业有限公司不断探索新领域、推出创新产品。目前，虎豹企业有限公司涉及医药保健、休闲、产业及投资等多个业务板块，而虎标万金油仍是其医药领域的旗舰产品。 

　　回溯仰光永安堂成立之时，胡氏父子或许也没有想到，一瓶小小的虎标万金油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是人们居家旅行、缓解不适的良药。而胡文虎在各个城市建立的永安堂分行，则化身为一座座地标式老建筑，成为所在城市独特的风景线。 

　　广州永安堂药厂占地面积4200多平方米，面临珠江，交通便利。新中国成立后，这栋建筑曾作为广东省总工会办公楼使用。1994年，广州市政府决定将产权交还胡文虎之女胡仙。当时有人提议，若将这一地处黄金地段的永安堂改作商业大厦，其价值将难以估量，但胡仙秉承父亲“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遗训，毅然把永安堂捐献给了广州市政府，用于改建为少年儿童图书馆，志在为培养人才做一点贡献。胡仙在捐赠仪式上说：“我秉承先父‘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遗训，决定把祖业永安堂捐赠给广州市政府。”“家父生前对少年儿童的教育十分重视，捐赠永安堂做少年儿童图书馆就是为培养人才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1996年6月1日，由永安堂改造而成的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正式开馆。2019年，永安堂移交越秀区管理，改建为越秀区少年儿童图书馆。图书馆在修缮设计过程中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对原建筑采取了架空保护等措施，让市民既能欣赏到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又不会损伤或破坏文物建筑本身。 

　　如今的永安堂，既是广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广州药业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见证者。永安堂的建立，不仅推动了当时广州医药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还促进了中西医药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而爱国侨商胡文虎在医药经营上的成功经验——坚持选用优质药材，遵循古方和名师秘授，精心制作各种丸、散、膏、丹等，对药品质量和疗效的执着追求，为后来广州药业乃至整个医药行业的传承与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来源：《广州工业历史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