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瓷器的发源地，自唐代以来，伴随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的繁荣，中国的瓷器大规模出口海外。到了宋代，我国的陶瓷工艺达到顶峰，不仅有专供皇室使用的“官窑”，还有广泛受到民众喜爱、遍布各地的“民窑”，并出现了专门生产并销售至海外的“外销瓷窑”。其中，作为“广州制造”杰出代表的西村窑与沙边窑，堪称民窑之中的璀璨明珠，共同见证了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历程。

　　千年姊妹窑场再现，遗址文物保存完整

　　西村窑遗址的发现，最早可追溯至1952年。彼时，广州西北隅的西村尚属偏远之地，广袤的土地上分布着岗地、耕地、房屋及工厂，岗地上还散布着各个朝代的墓葬。1952年底，在西村皇帝岗发现了古窑址遗存，南北延伸近1000米，距离增埗河约500米，废瓷堆积点主要分布于3处，其中以西场北面的皇帝岗最为集中，堆积形成了一个近7米高的小山岗。遗址东南角矗立着一座中等规模的龙窑，窑基残存长度为36.8米，最宽处达4米，高度约为2米，一次能够烧制大、中、小各种类型的器物2万~3万件。 

　　作为广州著名本土窑口的西村窑，是广东四大名窑之一，其历史可追溯至唐代。北宋时期，西村窑因广州海上贸易的繁荣而兴盛，成为主要的瓷器生产和外销基地。其产品以青白釉、青白釉彩绘、青釉及黑釉为主，挂釉均匀、温润如玉，深受人们喜爱，产品远销东南亚、阿拉伯、非洲及欧洲等地区。随着南宋时期海上贸易中心的转移，西村窑逐渐衰落，存续时间约150年。尽管如此，西村窑的制瓷技艺和产品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沙边窑坐落在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市头村，北接珠江市头水道，被三面丘陵环绕，是北宋时期广州地区除西村窑外的另一主要生产并出口外销瓷器的民间窑场。该窑生产的瓷器在国内广受欢迎，包括青釉、酱釉、黑釉碗、碟、杯、盆等日常生活用品，这些产品还通过珠江上的国内外商船运往各地，沿海上丝绸之路销往海外。 

　　沙边窑遗址自1990年起开始考古发掘，出土文物及珍贵构件得以妥善保护，部分被移送至番禺博物馆。考古发现表明，沙边窑与西村窑实际上是“姊妹窑”，两个古窑生产的瓷器在产品类型和制作工艺上几乎一致。 

　　明清时期，沙边窑遗址所在的市头沙边一带依然是陶瓷生产和出口的重要基地。沙边窑奠定的产业基础，推动了周边地区手工业的兴起和贸易的频繁往来。沥滘水道南岸有一条涌入珠江的、南村地区最大的河流叫作蓼涌，蓼涌河畔曾是珠江边用于装卸货物的重要码头之一，超过2000名窑工及其家属在窑场南侧的蓼涌河畔进行日常交易活动。据传，这种“日中为市”的交易方式逐渐衍生出了“市头”集市。后来，在市头村南面又兴起一村，因在市头之南，所以叫南村，并逐渐发展成如今的南村镇。

　　窑器种类丰富，技艺手法独特多变

　　西村窑产品涵盖了众多日用器皿，其装饰手法和艺术风格也独具特色。这些瓷器以轮制法作为制坯成型的主要技术，产品以单色釉为主，种类繁多、造型各异。西村窑出土的陶瓷产品包括碗、盆、杯、碟、执壶、凤头壶、罐、灯、炉、枕等近30种日用器皿，以及雀食具、盅、埙、陶狗、碾轮、漏斗等十余种杂器。 

　　西村窑广泛汲取各地名窑之精华，仿制各类名窑瓷器，其装饰技法亦丰富多变，涵盖了刻划花、印花、彩绘及点彩等多种技艺。刻划花技法尤其广泛应用于碗、茶盂、碟、盆及瓷枕等各类器物。其刻划线条刚劲有力，纹样设计兼具简洁与复杂之美，常见图案有条纹、斜旋菊花瓣纹、莲瓣纹、折枝花、叶纹和云纹等。这些刻花图案构思巧妙，线条流畅自如，既繁复细腻又井然有序，堪称刻花器物中的装饰典范。 

　　点彩装饰是窑器常见手法，通常以酱褐色釉彩点缀在器壁或肩部，常见于高身杯、小罐和小壶等小型器物上。这种装饰方式在广州晋墓出土的青釉器中已有发现，表明此技法至晚在晋代已有使用。 

　　西村窑的青釉印花器，如碗、盏、碟和盆，其外侧刻有斜直的菊瓣纹，内侧则印有凸起的花纹，通常中心是菊花，壁面印有缠枝花叶。这些纹样构图与耀州窑青瓷相似，推测是广州港当时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耀州窑青瓷常常经此出海，因而对西村窑产生了影响。而沙边窑是受西村窑影响发展起来的另一处规模较大的民间窑场，其产品以青瓷器为主，也兼烧极少量青釉绘褐彩的盆。

　　需求渐长，广州海贸日益蓬勃

　　广州，被誉为“千年商都、岭南古邑”，自古以来不仅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连接东西方的重要枢纽，并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我国古代的一项卓越发明，瓷器凭借其美观耐用、经济实惠的特点，逐渐取代了人们先前广泛使用陶器、竹木制品、金属器皿，乃至树叶等自然材料，成为主流日用器皿。 

　　北宋时期，朝廷对海上贸易的重视，加之海外市场对瓷器日益增长的需求，为瓷器出口贸易开辟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宋开宝四年(971年)，宋太祖在广州设立第一个市舶司。据《萍洲可谈》记载，宋代汇集广州载货南航的中国海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储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这些大小相套的陶器显然是准备外销的日用陶瓷。 

　　宋朝初期江山一统后，朝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生产，进一步拓宽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渠道，推动了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瓷器是当时最重要的外贸商品之一，各地名瓷纷纷运往广州，经此出口。广州的对外贸易也随之达到鼎盛。朝廷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巨额的财政收入，商人也从中赚取了丰厚的利润。然而瓷器质地脆而易碎，从岭北以至中原各地运输至广州，不仅数量有限，而且运输负担颇重。因此，在广州本地发展陶瓷产业，以满足外销市场的迫切需求，便成为一项既自然又具有优势的举措。 

　　在宋代，中国的瓷器制作技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众多著名瓷窑在各地竞相绽放。在广州这个关键的贸易港口城市，人们有机会广泛接触到来自不同著名窑口的产品。北宋时期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及强劲的外销需求，催生了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陶瓷产业的繁荣发展。除了西村窑、沙边窑，在广州周边，佛山有石湾窑和奇石窑，南海县有官窑，三水县有洞口窑，以及著名的高鹤大岗山窑等众多瓷窑。这些遍布广东的瓷窑共同织就了宋代瓷器生产的庞大网络，它们的繁荣与广州地区的对外贸易息息相关。作为民办瓷窑，它们因应外销需求而生、蓬勃发展。 

　　倘若只聚焦于造型与装饰技法，忽略原料、胎质及釉色的差异，西村窑所产的碗、盏、碟、执壶、小瓶等日常器皿，与潮州笔架山窑、惠州窑头山窑及众多广东宋代窑口的瓷器均难以分辨。这揭示了西村窑与邻近广州的其他宋代瓷窑在技术与生产发展方面存在诸多共通之处。

　　成本飙升产量骤减，广州掀起停窑风波

　　自宋朝南迁以后，政治和经济中心转移到了临安，对外贸易的重心也逐渐从广州转移到了泉州等港口城市。众多中外商人纷纷涌向泉州，使得广州曾经不可撼动的贸易中心地位逐渐被泉州所取代。这一转变严重影响了广东地区的瓷器制造业。 

　　据何乔远的《闽书》记载:"蒲寿庚，其先西域人，总诸蕃互市，居广州。至寿庚父开宗徙于泉。”蒲氏家族长期在广州主持外商贸易，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于南宋时期迁移到泉州，这一迁徙恰是彼时外贸中心转移的缩影。 

　　政治中心的转移、泉州港的崛起和大批商人的迁徙，给广州的瓷业生产带来了灾难性打击。宋代手工业的区域竞争也日趋激烈：闽浙等地拥有悠久的瓷器烧制历史，技艺精湛，所产瓷器精美绝伦。此时的港口重心——泉州一带的瓷器生产得到进一步的刺激和推动，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瓷器的主要生产基地，建窑的黑釉瓷和龙泉窑的青瓷均在这一时期赢得了盛誉。 

　　反观西村窑所仿制的名贵瓷器，在工艺、技术和质地方面却显得颇为粗糙与简陋，映射出其核心竞争力不足。加之原料和燃料均需从外地输入，大大增加了制作成本。随着对外输出港口的重心转移，西村窑已无法与岭北的瓷窑竞争，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经济重心的转移不仅关乎西村窑场的兴衰，还影响着规模更大的佛山奇石窑等窑场。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广东地区陆续发现了更多北宋时期的窑址。这些窑场大多在南宋时期停产或衰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与南宋时期对外贸易重心发生转移有关。 

　　2019年，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正式批准将“广州西村窑制瓷技艺”纳入第五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1年，广州海事博物馆设有“七海扬帆一-唐宋时期的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展览，成为国内收藏和展示西村窑瓷器数量最多的博物馆。 

　　2008年，沙边窑遗址被广州市人民政府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番禺博物馆与番禺区明珠古陶瓷标本博物馆合作开办了番博·明珠古陶瓷标本体验馆。 

　　这些举措不仅为西村窑与沙边窑瓷器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重要支持，也让更多人有机会近距离欣赏到这些珍贵的文物。它们以千年瓷韵见证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盛况，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如今，通过政府的保护与推广，它们正以独特魅力在新时代绽放光彩，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目光。

来源：《广州工业历史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