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社会，冶铁业的兴衰向来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明清时期，岭南地区尤其是广东的冶铁业呈现出蓬勃之势，先进的冶铁技术使得铁制农具和手工业工具广泛普及，极大地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也为其他手工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其中，广州从化炼铁厂声名远扬，成为广东对外贸易的重要支柱产业。从税收层面来看，冶铁产业在当时的财政收入中占据显著份额。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诸多复杂因素交织，从化炼铁厂虽曾缔造辉煌，却也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湮没，掩藏在时代烟尘里。 

　　明清粤地冶铁风云 

　　在明代，一幅宏大的矿业版图徐徐展开，全国有246个县拥有铁矿。其中，广东独占29个，比例达11.8%，仅次于福建的30个，位居全国第二。清代雍正年间(1723一1735年)，广东的铁矿产地增加至45个县，矿业格局持续拓展。 

　　彼时，这些产铁县热闹非凡，民营炼铁炉星罗棋布。史料记载，潮州、惠州、梅州三地，民营冶铁炉多达43处。南海县的西樵等地也不甘落后，炉场火光冲天。清雍正年间，全省冶铁炉猛增至150多处，规模相当可观。 

　　在广东云浮罗定市分界镇金田村罗镜河上游，有一处明代大塘基炼铁炉旧址。该炼铁炉呈椭圆形，坐南向北，东西相距3.4米，高2.7米，炉墙自炉口向下收缩。炉墙构造精巧，内壁分三层，内层用耐火沙与盐坭混合涂抹，中层夯土筑成，外层红砖砌就，结构坚实。炉体南面有一个进风口，炉后约10米处有一平台，用以堆放铁矿砂与木炭，便于入炉炒炼；炉前是一片“大单墙”，用于浇铸生铁板。 

　　其他各县的炼铁炉，形制大小同样气势不凡。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对炼铁炉有细致入微的描述：“炉之状如瓶，其口上出，口广丈许，底厚三丈五尺，崇半之；身厚二尺有奇，以灰沙盐醋筑之，巨藤夹之，铁力木支之，又凭山崖以为固。炉后有口，口外有一土墙，墙有门二扇，高五六尺，广四尺，以四人持门，一合一开，以通风势，共三口皆镶水石。水石产东安大绛山。”为保障这些炼铁炉的运转，当地集聚了大量工匠。明崇祯年间(1628一1644年)，南海县的炼铁炉工就有“三五千矣”，龙川、海丰、河源等县的炉工数量更是惊人，达“几及万人”。至清乾隆九年(1744年)，广州、惠州、韶关、肇庆四府的炉工规模已“不下数十万人”。 

　　从中国近现代历史来看，广东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钢铁强省，可为何在明代至清前期，这里却一度成为“南国铁都”？自汉武帝(公元前156一前87年)采纳桑弘羊谏言，推行盐铁官营专卖，禁止民间私自冶铁与煮盐后，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执政后期，全国十三个官营铁冶所弊病丛生：矿工时常怠工，甚至破坏炼铁炉场，有的人干脆逃亡，致使全国铁产量持续下滑，铁器供需缺口不断扩大。无奈之下，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决定废除十三个官营铁冶所，允许民间采矿冶铁，只需按规定纳税：“令民得自采炼，而岁输课程，每三十分取其二。 

　　此政策一出，官营铁冶所(包括广东的阳山铁冶所)纷纷关闭，民营冶铁业迎来空前发展机遇。民营冶铁与官营冶铁大不相同，无论是经营者还是炉工，在缴纳税赋后，能自由安排生产，生产积极性高涨，铁产量因此成倍增长。在各个县，民营冶铁炉随处可见，一个县有好几处甚至十几处。 

　　清初，朝廷内部对明代民营冶铁政策争论不休。到了雍正年间(1723一1735年)，两广总督孔毓珣提出“招商开采，抽收课饷”的建议，得到鄂尔达、马尔泰等朝廷重臣的支持。于是，明代开放采矿的政策得以延续，民营冶铁业继续蓬勃发展，直接推动广东的铁矿产地从29个县增加到45个县，冶铁炉数量增至150多处。 

　　“淘铁客”的故事 

　　从化铁矿的开采史，始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吕田北部。在从化铁矿开采的历程中，“淘铁客”们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从四面八方而来，怀揣着对铁的渴望与热情，在银山肚的山间安营扎寨，凭借当地丰富的森林资源，架起炼铁炉，就地冶铁。 

　　淘铁客的到来，极大地推动了当地手工业的发展。据《从化县志》记载，明代时，铁器加工业已成为从化手工业中最为重要的门类之一。彼时，流溪河边开设有11个集市，铁器加工与酿造、砖瓦烧制、石灰烧制、陶器制作等手工业并行发展、盛极一时。 

　　在此过程中，淘铁客们不断地探索和尝试。他们在矿洞周围搭建起简易的工棚，利用简陋的工具进行开采。流传在小杉村一带的传说便见证了这份艰险：有一天，一群矿工像往常一样去小杉村进洞采矿。他们深人矿洞，不断地挖掘着。突然，矿洞深处传来一阵剧烈的震动，紧接着轰隆一声巨响，整个矿洞塌陷了。所有矿工皆被埋在洞里，无一幸免。事后，人们在洞口找到了他们进洞时放在外面的草帽，一共108顶。这个传说在小杉村一带流传开来，虽然没有得到证实，但反映了当时铁矿开采的危险性和不确定性。 

　　从现存矿山遗址的地形来看，其三面陡峭如刀劈斧凿，只有一面比较开阔，这便是当初矿洞口的位置。洞壁上仍有石块塌落的痕迹，却没有发现支撑物的痕迹。许多矿洞都是直进直出，也有的分出岔道，但都没有矿工通道和工作面之分。由此可以推断，古时的矿工们只是简单地不断向内掘进，风险之高可想而知。 

　　冶铁过程也充满艰辛与挑战。这些冶铁炉大都是设在产铁矿山或附近，“每山起炉，少则五六座，多则一二十座”。冶铁炉的修筑方法，与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的记载高度契合。该书记载了冶铁炉的修造和冶炼方法：“凡铁分生、熟，出炉未炒则生，既炒则熟。生、熟相和，炼成则钢。凡铁炉用盐做造，和泥砌成。其炉多傍山穴为之，或用巨木匡围，塑造盐泥，穷月之力不容造次。盐泥有罅，尽弃全功。凡铁一炉载土二千余斤，或用硬木柴，或用煤炭，或用木炭，南北各从利便。扇炉风箱必用四人、六人带拽。土化成铁之后，从炉腰孔流出。炉孔先用泥塞。每旦昼六时，一时出铁一坨。既出即叉泥塞，鼓风再熔。”在冶铁的过程中，淘铁客们需要不断地将铁矿石投入炉中，控制火候，让铁水在炉中翻滚。他们还要时刻关注炉内的情况，全力确保铁的产量和质量。 

　　从化铁矿的开采经历了多个阶段。据《从化县志》记载，在明朝初期，从化的铁矿开采尚处起步阶段，矿洞的开采规模和技术水平都相对有限。时移世易，矿洞的开采规模逐渐扩大。明朝中期，从化的铁矿开采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矿洞的分布也集中在一些特定区域，这些区域的矿洞数量较多、规模较大，逐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采矿体系。 

　　随着矿洞的发展，矿洞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由相对简单，只有一个洞口和一条通道，到后来逐渐复杂，出现了一些分支和岔道，不仅增加了矿工的逃生通道，也提高了矿洞的开采效率。 

　　明至清前期，由于矿砂优质、炼铁技术高超，广东所炼之铁，铁质名列全国首位。明人唐顺之记述：“生铁出广东、福建，火熔则化，如金银铜锡之流走，今人鼓铸以为锅鼎之类是也。出自广者精，出自福者粗，故售广铁则加价，福铁则减价。”明代医药家李时珍也称广东所炼之铁质量精良：“铁皆矿土炼成。秦、晋、淮、楚、湖南、闽、广，诸山中皆产铁，以广为良。”应该说，广东铁之所以能在全国范围内脱颖而出，与当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资源密不可分。从化的铁矿开采更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化炼铁厂对当地经济发展也是功不可没。炼铁厂的发展催生了铁制品生产的蓬勃局面。这些铁制品广泛应用于农业、手工业等领域，带动了当地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例如，铁制农具的使用极大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使农业迈向新的发展阶段。 

　　与此同时，采矿和冶炼产业的兴盛，也让当地商业呈现出一片繁荣。之景。流溪河畔开设的集市为铁制品的交易提供了交易平台，促进了当地商品流通。此外，炼铁厂的生产活动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和资金，促使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 

　　矿洞的发展与变迁 

　　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彼一时，此一时”，从化铁矿的开采时断时续。在此过程中，淘铁客之间，以及淘铁客与官府之间，不时爆发冲突。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农历十一月，矿工李亚元聚众3万余人起事，事涉广州、韶关、惠州三府，历时6年才被明王朝镇压下去。隆庆三年(1569年)，矿工万尚钦、唐亚六、张廷光等再度起事，围攻县城，但未能攻下。 

　　清顺治年间，由于炉工屡次聚众起事，忍无可忍的知县孙绳最终奏请朝廷撤销铁炉、遣散炉工。不过孙绳的奏章并没有彻底熄灭从化炼铁的炉火。康熙十一年(1672年)和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商人伦有五、张日升先后经抚院批准，领开采牌照，分别在吕田大水桥、古田采矿炼铁，每年交饷银53两，开采的铁矿石由龙门水路运出，直到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才奉抚院之命停产。 

　　咸丰四年(1854年)，实力雄厚的广州同生公司涉足从化铁矿，开设矿场。在这一过程中，从化铁矿的开采技术不断进步，冶铁工艺逐渐成熟，不仅带动了当地手工业的发展，更让从化“淘铁热”成为推动周边地区冶铸业繁盛的重要力量。明清时期流传的“苏州样，广州匠”，以及佛山“佛山之冶遍天下”之名，背后都离不开从化铁矿的支撑，为广州、佛山等地的冶铸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化铁矿的历史，是一部饱含奋斗与兴衰的传奇。如今，曾经的炼铁厂已不复存在，昔日的炼铁场地已被现代建筑覆盖，但其留下的不仅仅是一段过往，更是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传承。那些淘铁客们无畏艰难、勇于开拓的身影，在岁月中越发清晰。

来源：《广州工业历史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