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的四大基本要素，“衣”居于首位，这正说明了它不仅是蔽体保暖的必需品，更凝聚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蕴含了社会秩序的深层内涵，折射出时代风貌的持续变迁。其中衍生出的“时尚”一词，则以“时代风尚”之意反映了特定时代的价值取向和经济社会背景。衣服有新旧之别，时尚更是持续多变。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期的广州，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数十年间，老广州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衣”的变革便是其中显著的变化之一。传统的长袍马褂逐渐演变成西装礼帽，绸缎土布逐渐被机织洋布取代，成衣铺和裁缝店应运而生，晚清和民初时期的西装逐渐在广州实现本土化……广州本土两个老字号“信孚”和纶章”，便是这段波澜壮阔的广州民生变迁史中的重要见证者。 

　　晚清时期的广府服装 

　　岭南地跨热带、亚热带，地形丰富多样，形成了复杂的光热水土环境，生物资源非常丰富。此外，岭南地区一年中晴热天气约300天，本地饰装需兼具透气与轻便的特点。据文献记载，古南越人以棉、麻、蕉、葛、竹、蚕丝等纤维制作衣物，这也说明了岭南服饰的历史与自然资源禀赋、气候特点密切相关。汉唐以来，南北交流日益频繁，中原移民也不断南渡，使得汉文化在岭南地区渐居重要地位；到了宋代，史载岭南“衣冠习气，熏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同中州”。可见中原服饰文化对岭南的深远影响。明中叶以后，岭南手工业进入兴旺时期，广绣、广彩已闻名天下。据《广州府志》记载，广州织造的纱缎“甲于天下”“金陵、苏、杭皆不及”。广州丝绵纺织品种类繁多，花色艳丽，既能满足各界人士不同需求，还可以大量供应海外。广州作为服饰制造与贸易中心的地位更加凸显。 

　　清道光年间，岭南乡村有不少农民自己种植麻类作物，再用织布机织成麻布制作衣物，这种麻布俗称梳布（或加机布），布料虽粗糙但耐磨损，适配农民日常劳作的需求。彼时，“桑基鱼塘”模式风靡珠三角地区，人们种桑养蚕，自缫自织，再通过晒染薯莨的工艺，制成蚕茧布或香云纱。这两种布料具有轻薄挺括、易洗易干、散热快速等特点，为各界人士所喜爱。清王朝后期，随着下南洋、办洋务、操练新军、选派留学生等风潮兴起，广州的学生、军队官兵、洋行商界人士的服饰率先作出改变，加之西风东渐的影响日益深入，广州也成为中国最早流行西式服装的中心城市之一。 

　　信孚先饮洋服定制“头啖汤” 

　　作为晚清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广州在满大街的长袍马褂中很早就出现了礼帽、三件套西服、皮鞋、文明棍的身影，“西服”“洋服”一词也开始走进广州市民的生活。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初到广州、澳门，见此情景大惑不解，在奏折中说洋服“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有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以强非不可制也”，他抨击西装不适合日常行动，不如中华衣冠便捷实用。但短短40年后的1880年，广州便诞生了“信孚成记”洋服店；而上海直到1896年才出现第一家西服店一-和昌号西服店，苏州则于1905年开设了李顺昌西服号。这也说明我国的西服业肇始于广州。 

　　信孚成记”的创始人邓月波是广东三水人，能讲英语，并与洋人有来往。凭借这一优势，他敏锐嗅到洋服市场的商机，果断投资白银500两，在当时的英法租界一-沙面对面的沙基开设了一间30多平方米、前店后场的“信孚成记”洋服店，雇工11人，就此迈开了这家百年洋服号发展的第一步。 

　　“信孚”源自儒家思想的重要内涵，明代学者张献翼在《读易纪闻》中认为“存于中为孚，见于事为信”，“信孚”即言行一致、身正诚信之意。据记载，为确保西服质量，“信孚成记”洋服店所备的西服面料及辅料，如呢绒、丝里、毛扑等，全部从国外采购；所雇佣的工人都是能工巧匠，量身、裁剪、试衣等几个重要的成衣步骤都由同一师傅负责，同时还提供上门量身、送货上门的服务。由于该店制作的西服选料上乘、做工精细、款式新颖、服务周到且商业信誉良好，迅速赢得众多顾客好评，顺利打开了销路。邓月波还发挥他懂英语的优势，亲自参与店铺的业务活动。因此，沙面的外国领事馆官员、附近粤海关高级官员及洋行高级职员都成为“信孚成记”的忠实客户。 

　　随着时间的推移，广州穿西服的人越来越多，“信孚成记”洋服店的生意也日趋稳定，声誉日隆，其制作的西服在当时成为优质洋服的象征。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信孚成记”洋服店的生意一落千丈。邓月波见此境况，亦无心继续经营，便将店铺交由其子邓达潮掌管。受战局持续影响，“信孚成记”日渐萧条，于1942年迁至下九路80号，并改名为“信孚行”洋服店。邓达潮还扩大经营规模，前店后场总面积增至95平方米，工场工人及店员扩充至14人，经营范围亦有所扩大。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广州逐渐恢复战前景象，“信孚行”洋服店的西服生意也随之回暖。当时，定做一套高档“信孚”西服的费用，相当于一名普通工人两三个月的收入。“信孚行”洋服店凭着响当当的品牌口碑、优质的产品品质，以及年营业额70多万港元的亮眼成绩，与当时位于高第街口的金城洋服店、北京南路的黄谦洋服店、中山五路的怡安泰洋服店，并称为广州“四大洋服店” 

　　纶章发力“来路货” 

　　1840年以后，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等东南五口开放通商，这些商埠成了商船自由往来、货品集散流通的重要场所。当时第一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新式蒸汽织机的采用，使棉织品生产成本大幅下降，因此输入中国的洋布销售价格也随之大幅降低，同等尺幅的洋布价格仅为土布的一半，甚至更低。与土布相比，洋布采用机器织作、批量生产，具有量多、质美、更新快等优势，使得洋布、洋装迅速风靡，由沿海城市行销到更广阔的内陆城乡，也推动社会文化领域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 

　　西风东渐之下，服装产业首当其冲。洋纱和纺织机器的进口、外国纺织技术的应用、洋布洋装的广泛销售，使人们对服装的认知从几千年以来的“昭名分、辨等威”“见其服而知其贵贱”，转变为“舍旧更新，悉凭意匠；裁长补短，独出心裁”（民国时期成衣广告词），人们开始追求服装的形式美感与实际穿着的舒适结合的特点。20世纪初，广州逐渐出现翻天覆地的商业转型，追求洋货成为当时民众的消费主流。以“来路货”（即舶来品）为代表的海外观念、娱乐方式与生活形态，在广州开始了广泛的交汇和融合。 

　　这一时期，广州服装店的业务范围逐渐扩大，除了制作服装，还经营面料的零售、批发，以及服装配料等各类相关业务，业态日趋丰富。1902年，“盛记”布店在广州开业，最初以经营纯棉布为主，后来增加了小批量的丝绸经营，店主遂将“盛记”布店改名为更典雅的“纶章”丝绸店，店址位于如今的下九路43号。“纶”和“章”分别指代丝线和花纹，南宋诗人周必大曾有名句“九霄庆泽沾身润，五色纶章照眼明”，店名既贴合经营品类，又蕴含传统文化底蕴。经过多年的发展，“纶章”在广州已经成为有口皆碑的大品牌。 

　　1927—1936年，广州的服装产业和时尚潮流不断发生变化。包括裁缝、估衣、制服在内的成衣业逐渐改变了大众对服装经济价值的认识；百货业和时装业则通过广告、杂志和时装秀等方式做宣传，推动广州人步入现代意义上的时尚消费阶段。从消费习惯来看，当时大众已不需要在家中常备布料，而是逐渐养成逛街直接购买衣服的习惯，同时人们的购买渠道得以拓宽，购买频率有所提升。从思想观念来说，新兴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转变，特别是女性，在服装选择、审美观念、时尚追求上开始接受并穿着更符合现代时尚潮流的服装款式，摒弃一些传统着装的束缚，更加注重展现个人风格和追求时尚感。 

　　老字号服装品牌的新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信孚行”洋服店、“纶章”丝绸店和很多广州老字号一样，经历了公私合营、改革开放后的企业改制，在时代浪潮中不断调整转型，延续着品牌的生命力。 

　　1956年公私合营后，“信孚行”在来料加工和备料定制的基础上，扩大零售业务范围，并增加自产成衣销售业务。据刘佐裕师傅介绍：“那时不仅仅做西装，恤衫也有，中山装、军干装、民装都有。”1958年，广州市全面调整商业网点期间，曾有人提出撤销“信孚行”洋服店，但时任市长朱光坚决反对，他认为“信孚行”牌子老、信誉好，拥有过硬的传统手工工艺，应该保留。由于朱光市长的重视，“信孚行”洋服店不仅得到保留，还兼并了“美美”服装店，并从其他被撤销的服装厂调入一批高级技工。随后，“信孚行”洋服店迁至下九路70号，经营规模得到扩大，职工人数也增加到58人。迁址后，“信孚行”洋服店扩大了原料和服装成品的零售业务，以高档呢绒服装为主营品类，兼营男女童各式服装及面料、辅料的零售，走综合经营的路子。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信孚行”洋服店曾一度易名为“东方”服装店。 

　　1949年，“纶章”丝绸店被转让给香港服装商崔佐良经营。当时广州的服装市场上流行香港款式，崔佐良把香港即将过时的“货尾”“货板”运到“纶章”丝绸店出售，深受广州市民尤其是广州青年男女的青睐，往往一推出就销售一空。“纶章”丝绸店还设有服装加工柜台，承接来料加工业务，其所经营的英国绒、骆驼绒、山羊绒等进口面料也来自香港，面料品种琳琅满目，为“纶章”丝绸店增色不少。公私合营期间，国家对棉布实行统购统销、合并经营的政策，纶章、华发、新正大、粤华、上海、合成等棉布店和唯一、声昌等纱绸店合并，组建成广州市公私合营纶章棉布商店。 

　　20世纪70年代初，“纶章”设有上海专柜，销售上海生产的新花色化纤棉布，当时上海的产品声誉甚高，备受广州人青睐。涤棉布（俗称“的确良”）面世后，风行一时。湖北沙市和襄樊、河北邯郸、湖南、陕西等省市都纷纷来广州，以纶章为展台，举办各种花色布展销会。每逢展销会，天刚蒙蒙亮，“纶章”门前便排起长龙，摩肩接踵，直到晚上打烊时，店门口仍然人流密集。那种盛况，许多老广州人至今仍记忆犹新。 

　　改革开放后，广州市民的观念日益更新，衣着日渐新潮。1982年“东方”服装店恢复老字号，重新挂出“信孚”招牌，并斥巨资对商场进行全面装修，更新生产工场的设备，进口先进的缝纫机、闸骨机、凤眼机等80多台，职工人数也发展到200多人。恢复旧名的信孚服装店，在保持传统经营特色的同时，扩大了经营范围，对产品实行“三保退”。为满足外地顾客的需要，信孚服装店开设了“服装咨询邮购业务”，其服务网近及广州郊县，远至黑龙江省。优质新颖的产品和热情周到的服务使信孚服装店的顾客络绎不绝，日本驻穗领事也慕名而来邀请老师傅量体做西装。“信孚”的老师傅回忆：“那时候做衣服很紧张，客人订衣服，有时候三个月才起件。还没开门，那些人就排队等候量身了。”1993年，信孚服装店易名为信孚服装商场，同年被国内贸易部授予“中华老字号”称号。 

　　世纪之交，两家老字号开启转型发展之路。1998年底，广州市纶章服装中心开业；1999年3月，“纶章”又将广州市新风尚衬衫商场并入。 

　　2017年，“信孚成记”以潮流与传统相融的全新定位，在珠江新城CBD重新开业；时至今日，其品牌业务已扩展至惠州、茂名等地。 

　　“信孚”与“纶章”，作为广州服装产业发展的历史见证者，历经百年风雨而生生不息。它们发展历程，不仅体现了广州服装产业的繁荣与变迁，更彰显了广州人对品质与信用的坚守。岁月流转，两家老字号不断改革创新，既保留了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又赋予品牌新的时代内涵，以百年匠心续写着广州服装行业的传奇，彰显着羊城始终奔涌的时尚活力。

　　来源：《广州工业历史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