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造光绪双龙银币”，又称“龙元”，是指一百多年前广东在全国首造的机制银圆。当时，在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力主之下，广东开全国之先河，首次尝试机器铸币，与市面上流行的各类外国银圆一决高下，以争回货币发行自主权。可以说，在张之洞的主导下，广东打响了一场“货币战争”，而这场“战争”开端之地，便是广东钱局。 

　　钱局建筑格局似园林 

　　史料记载，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大东门外黄华塘购地筹建广东造币厂（又名“广东钱局”）。黄华塘是指广州东城墙（今东风路以北的越秀北路一带）以东直到今建设大马路的区域，因昔日此地建有黄华寺而得名。一百余年前，此处毗邻东濠涌，池塘密布，尽显岭南水乡风貌。这里有一条数十米宽的河流，从一旁流过，河上船来船往。河畔设有一座码头，一艘艘大船在此靠岸，一群人忙着卸货、运货，热闹非凡。河上有一座木桥，信步过桥，便见一扇古色古香的大门；深入其间，又见一座古色古香的二层门楼：底层三开间，二层四周设回廊，屋脊上的装饰是充满本地风味的鱼尾纹和卷草纹。楼前芭蕉青翠，还有各种花草，其入口景致不像厂房，倒有几分园林的雅韵。这个大门，便是当年广东钱局的入口，而这座二层门楼，正是钱局内制钱厂的入口。制钱厂是一个四四方方的院落，主要业务就是制造铜钱。穿过制钱厂，便至银厂，这处院落亦含古雅味道，站在门外，若不是听到机器的声音，人们很难把它跟一个工厂联系起来。 

　　从银厂出来，又见一片花草，往前走几步，就是一个雕刻精细的大照壁，格调雅致。照壁不远处，竹林幽幽，沿着照壁前的小路走几步，拐个弯，看到一扇小门，入门后是一个植满花草的院子，院内几间办公房一字排开，这便是广东钱局的办公区。有趣的是，穿过庭院，又遇一道花墙，花墙上留一小门，过门而入，忽见一池碧水，还种了荷花，荷花池旁有曲廊通往池中一座水榭。人们在办公房里干得累了，到此小坐片刻，倒也是乐事一件。广东钱局的创办者张之洞的确是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巧妙融入广东钱局的建筑设计中。 

　　张之洞决意自铸银圆 

　　据史料记载，1887年4月，广东钱局在广州大东门外黄华塘破土动工，1889年落成。钱局使用的铸币机器均从英国采购，锅炉、车床、钢模、砝码等一应俱全。1890年，钱局开始上线铸造第一批广东银圆，这也是清代首批官铸机制银圆。 

　　广东钱局的建立及自铸银圆这一系列事情，全由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一手操持。那么，张之洞究竟出于何种缘由，力倡自铸银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先说一说当年广州“货币市场”的状况。一两百年前的广州，外国银圆颇受民众青睐。不管是购置田产、房屋，还是婚嫁彩礼，人们大多喜欢使用外国银圆。 

　　据著名学者吴志辉、肖茂盛在《广州货币三百年》一书中提及的考证，1802—1825年间，外国银圆在广州的流通比例高达53.66%，足足占据货币市场的半壁江山，而在1898—1908年间，广州外国银圆的流通量高达1亿元，按当时1银圆可兑换约0.7两白银的惯例来计算，即为7000万两白银（其购买力约相当于今人民币140亿元），这一数字可谓相当惊人。 

　　市面上大量外国银圆的涌入，与广州长期“一口通商”的地位有关。鸦片战争爆发前，我国对外贸易长期处于顺差状态，前来广州进行贸易的外国商船，几乎都是满载外国银圆以备采购之需，于是，各种外国银圆如潮水般涌入广州。 

　　最早在广州流行的外国银圆是西班牙银圆，被称为“本洋”。“本洋”多是在西班牙的南美殖民地铸造的，质地精良，在广州的货币市场中占据明显优势。19世纪20年代，墨西哥独立后驱逐西班牙殖民者，开始独立铸币，“本洋”才渐渐衰落。墨西哥铸造的银圆正面有雄鹰图案，被称为“鹰洋”。据学者研究，“鹰洋”先是盛行于广州，后风行全国，至20世纪初，全国流通的“鹰洋”仍有数亿元之多。 

　　墨西哥“鹰洋”大受欢迎，吸引了英国人前来分利。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以东南亚殖民地为据点，铸造数亿枚印有女王头像的银圆，投入中国境内，其中不少流入了广州。此外，美国、法国也纷纷铸造了大量银圆输入中国，广东的货币市场由此愈发繁杂。 

　　人们之所以青睐外国银圆，就在于其“便捷性”。其实，不管哪个国家铸造的银圆，最初在广州均被当作普通白银使用。十三行的行商接收之前，必先称一称重量，久而久之便总结出了一枚外国银币约重0.7两的经验。后来，随着外国银圆越来越普遍，商人们渐渐也就不再称重，而是直接以“银圆”为单位进行交易。 

　　当时，市面上通行的货币主要有铜钱、银子和银圆三种。比较而言，铜钱太重，只适用于小额买卖；银子不但要称重，成色换算还特别麻烦；只有银圆有计量标准，一买一卖极其便利。于是，外国银圆在广州民众的生活里逐渐扎根。 

　　银圆大受市场欢迎，其市价常高于同重量的本土纹银，不法洋人趁机牟取暴利。他们先用银圆购买大量纹银，然后想尽办法偷运出境铸成银圆，最后再运回境内销售，循环“套利”。他们间或还在铸币时掺杂其他金属，以获取更多利润。渐渐地，这些不法洋人便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力，开始危及广东的地方金融秩序。 

　　广州一向是“天子南库”，不法洋商的不义之举，令地方大员极为不满，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派更是心急如焚。在他们看来，应对之法唯有一条：引进机器，自铸银圆，夺回被外国人掌控的货币市场。 

　　用今人的眼光看，自铸银圆不过是为白银赋予标准化形态，难度并不大，但在当时的清廷眼里，这是改变祖宗之法的大事，绝不可轻易尝试。因此，尽管林则徐早在1833年就已向朝廷提出“欲抑洋钱，不如官局先铸银钱”的建议，此后也有多位官员建言自铸银圆，均被朝廷束之高阁。直到60多年后，自铸银圆的事才被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真正提上了日程。 

　　广东钱局选址东濠涌畔 

　　张之洞将自铸银圆的事提上日程后，造币厂的选址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经过一番考量，张之洞在东门外黄华塘（今黄华路东侧）买了80多亩地以建设造币厂（广东钱局）。在给光绪的奏章中，张之洞陈述了选址于此的理由：“贴近东濠，加开宽深，便于运转。” 

　　张之洞说的东濠，是指广州古城东门外的护城河。它发源于白云山，经现在的下塘西路至小北路，往东南转入北较场路附近，然后沿着越秀中路、越秀南路一路南下，注入珠江。现在我们看到的东濠涌，就是这条古老护城河的一部分。清代，东濠是广州重要的水运干道之一，货如轮转，十分繁华。 

　　为了便于运输，张之洞还谋划在广东钱局门前开凿一条河道，连通东濠。这条河道长近100米，宽15米至40米，深近30米。为保证水运便利，张之洞还对东濠进行疏浚，使东濠更宽更深。这样一来，从外地运来的造币机器和原材料，还有制成的铜币和银币，就可以借东濠直接出入珠江。 

　　1887年初，远在英国的伯明翰造币厂接到了来自广东的一纸订单，委托其承建广东钱局。通过这张订单，可以一窥广东钱局的规模——计划每天生产铜币260万枚、银币10万枚，这至少要配备近百台印花机，还有数量众多的造币辅助设备。作为项目的承包方，伯明翰造币厂要负责厂房建造、设备制造和启用以及工匠培训等一系列事务。 

　　这对于伯明翰造币厂来说，无疑是一笔大生意，它自然要竭力做到让客户满意。为此，伯明翰造币厂派出了一员干将——曾参与法国马赛造币厂、日本大阪造币局等多家造币厂开办事务的爱德华·韦恩来到广州主办广东钱局建设事宜。爱德华·韦恩还带来四个助手，分别担任主计长、轧片机师、印花机师和制模具师。由于办事得力，爱德华·韦恩后来还被聘为广东钱局生产主管。 

　　1889年3月，广东钱局建造工程竣工。同年5月，广东钱局开始试铸铜币。当年11月，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其筹划多时的自铸银圆未能在两广总督任上得以实现。不过，次年，广东就开始自铸银圆，其式样和形制都是按照张之洞敲定的方案铸造的。广东能成功自铸银圆，张之洞厥功至伟。 

　　各地纷纷仿效广东自铸银圆 

　　光绪十六年（1890年）农历四月，广东开始自铸银圆。随后不久，两广总督李瀚章将广东自铸银圆的情形上奏皇帝：“窃照粤省购买机器试铸银圆，业经奏奉谕旨允准试办，遵即督饬局员转饬工匠，另置钢模，将洋文改凿蟠龙外，正面改刻广东省造等字。” 

　　原来，按照张之洞最初的设想，广东自铸银圆的成色一定要优于外国银圆，这样才能赢得老百姓的信任。因此，第一批广东银圆的重量足有七钱三分（0.73两），成色也在九成以上，被学者称为“七三版”银圆。银圆正面是汉文和满文的“光绪元宝”字样，以及外圈英文；背面是蟠龙图案和“广东省造”“库平七钱三分”字样。广东钱局同年还将试造的银币分装两匣，送入京城，呈光绪帝御览。 

　　不料，这批银圆入市流通后，很快就被大批不法商人收入囊中，回炉熔化后，铸造成色较低的银圆，重新投入市场，大发横财。为了缩小不法商人的利润空间，从第二批开始，广东银圆的重量减至七钱二分（0.72两），成色也略有下降。 

　　之后的十多年间，两广总督换了多任，但广东银圆的铸造从未停过，先后铸造了数亿枚并入市流通。虽说从第二批开始，广东银圆的重量与成色都略有降低，但放到货币市场上，仍然稍胜于多数外国银圆，因此很受欢迎，从而打破了外国银圆的垄断局面。 

　　当时各省督抚大多拥有货币发行权。广东银圆发行之后，各省纷纷设局仿造，所造银圆在形制、成色及重量上均与广东相似。例如，张之洞到了武汉后，又开始大造“湖北版”银圆。就是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下，广东银圆不仅在粤港广受欢迎，还深入江浙腹地，铸造的辅币——二角、一角银毫更因为使用方便，风行沪上，广东银圆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如今，当年气派的厂房早已不存，只有一栋银库楼和一个小凉亭保留了下来，诉说着广东在全国开机器制币之先河的历史。

　　来源：《广州工业历史印记》